据上观消息，著名出版家、文化学者、前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今天（2020年1月10日）清晨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0岁。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其间，出版西方经典著作《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画、金庸著作，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先后开设了冯亦代的“西书拾锦”，王佐良的“读诗随笔”，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多个兼具文学性、思想性的专栏，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

上海作家简平说：“沈公是我敬仰的长辈。这些年，他每年都带着新著来上海参加上海书展。沈公是我认识的老人中活得最有质量，最有智慧，最有趣味的人，和他在一起，会充满活力、豁达和快乐。”

沈公年事已高，这些年不再轻易出京，若外出只去两地：一是去美国看女儿，再一是去上海看书展。在2019年上海书展前赶出的《八八沈公》中，为庆祝沈公八十八岁寿辰，他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奔走相告，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出版人、学者、媒体人的文字中，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

那年上海书展，《八八沈公》在友谊会堂举办签售会，沈昌文向台下读者问好，第一句话便是“各位叔叔阿姨们——”然后道：“我出生于1931年9月26日，没想到还有机会来上海温习自己的生平，回忆自己在上海受到的教育。”

2019年8月，《八八沈公》在上海书展举办签售会。沈昌文点评这本书的细节处处用心，比如封面照片，是特意安排他到专业摄影棚化妆好了拍的，“我自己看了觉得，怎么这么年轻美貌呢？”

顶让他满意的安排就是书一出炉，就能再来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我的初心在上海。我是上海人，就是上海的‘小赤佬’。在上海待了19年，这期间不只是得到了人的成长、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了指引。”沈昌文说，当年曾在上海接受电报接收培训，差一点儿成了特务，是一位共产党员告诉他，要认清形势，还让他去学俄语。“霞飞路上有一家餐厅的罗宋汤好吃，我以前只知道去喝汤，后来就找那里的厨师学俄语。不仅学了语言，他还告诉我很多苏联的新思想。”

到北京后，沈昌文慢慢从校对员做到了主编，他说，“之所以在北京做出了些事，就是因为在上海得到了党的教育后认识了自己的前途。”他回忆自己曾得到出版界前辈的庇护，后来在他的身后，又有一串新的出版人跟随着。“我知道出这本《八八沈公》背后的意思就是要我不忘初心。”

“沈公的初心就是怎样真正做好出版发行，拿出读者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书，同时让作者在他的诱导启发催逼下产生最好的成果。”学者葛剑雄说，沈公的饭没有一顿是白吃的，他所抓住的出版线索都在不经意间露出端倪。“沈公做的事远远超出一般出版人、出版商，而他又确实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学者江晓原记得，自己曾给《读书》杂志写过一封信，希望杂志能起个正式的英文名，“这个建议三联至今没有采纳，但在沈公家里，我却意外见到了自己那封‘读者来信’。它竟到了沈公手里，还被一直留着，甚至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

“沈公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商人应该如何走，应该如何做出版、做文化、面对读者。他永远是我们的师父。”出版人俞晓群说，后辈们与沈昌文的相处十分单纯，就是精神上的追随，心灵上的认同。

在《八八沈公》的编者介绍里有这样一段——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那场签售会最后，沈昌文透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八卦”：“我到北京后因为不适应天气生了一场大病，回到上海养病时去大沽路找蒋维乔先生学了气功。这气功的要诀就是静坐。在北京我经常坐上公交车一晃就是几个小时。别人看不懂这老头干什么，其实，我是用北京公交车上消磨的时光，纪念着上海的马路。”

“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来上海了，看到上海的景象，上海的朋友，我很感动……”言犹在耳，沈公远行。

沈昌文：我不是知识分子 我是知道分子

中国经济网 2004年12月20日

“万人迷”和“便衣神仙”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沈昌文年过七旬，精力还是无限，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骑一破旧“永久”，穿梭大街小巷，出入酒吧饭局，整日帮闲，贩卖资源，口说broken English，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看着他笑得阳光灿烂，一览无余，你不由得会想：这就是《读书》曾经十年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吗？这就是出版界的灵魂般的人物，读书界旗帜性的人物吗？这就是那个“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的可敬的思想作俑者吗？这分明是一个超级卡通，超级好玩的老顽童的形象呢！我纳闷导演为什么不去找他做喜剧明星呢？可是说他是老头又是不准确的，他的想法活跃，思路迅捷，根本不亚于年轻人呢。

他坐在你面前，为人隐忍周全，言辞放肆坦荡，态度质朴谦逊。他一生在紧张和颠沛中度过，从事的是最严肃的思想的传播事业，但是他在工作之余，说，听听邓丽君吧，吃吃北京最好的饭馆吧，泡泡最好的咖啡馆吧。年轻的，年老的，都是朋友，他没有隔阂，全无避讳。

“三联”编辑部的年轻编辑，私下里给他一个雅号：万人迷。还告密说，赫赫，沈公的女朋友可多了！他不但迷倒了十七岁到七十岁的女性，就连男人都很迷他呢。这说的是沈公的性格和接人待物的态度。

忽然想：这天上的神仙，要是穿了便装来到世间，也就是沈公这副笑嘻嘻、宠辱不惊的样子吧。

上海小学徒

这是一个好玩的人，而他经历的，是一个并不好玩的时代。

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宁波。父亲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沉湎于鸦片，家产败光，债台高筑。他去世的时候，祖母母亲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母亲抱着3岁的沈昌文连夜出逃，从此在上海飘摇不定。

13岁，他进入上海的首饰作坊“银楼”当学徒。

学徒要抱孩子、买菜、做饭、做手艺活。“我当时抱着老板3岁的女儿，后来我走的时候19岁，她9岁，老板就要把她许给我——那时宁波人很讲究这个，把特别年轻的女孩子许给人家。后来这位小姐一直在上海，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去上海，经常和朋友一起去看她。”

他还常常侍候人们打牌，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他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懂得人生的三昧。

他到底是天生乖巧知趣，深得老板和顾客们的欢心。而他生性爱读书，用给一个工厂老板做假账赚来的钱做了学费，抽着空儿，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的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摄影记者，自诩自己给影楼的MODEL拍照，而他们的用光又是如何如何地讲究。他还学过无线电的“报务”，“就是‘嘀嘀嗒嗒’的那个东西”，他的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00~120个code。

1951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沈昌文便来到了北京。他懂得一些俄语，翻译了一些苏联出版专业的书，领导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不但被留下来，而且在1954年，从一名校对提拔为社长秘书。“我的命运就全部改变了。”

1954-1956年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候。1957年“反右”开始了，开放就终止了。

上世纪60年代反对赫鲁晓夫，因为组织安排，沈昌文负责研究马克思主义史中的“修正主义”，可以去很多地方包括安全部查资料，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我喜欢看外国书，崇洋媚外，喜欢做翻译书的编辑。”

60年代要“反资反修”，很多文革时期长大的人，都偷偷看这些“资”、“修”的书。因为政治上很受信任，沈昌文被调到一个叫“中央宣传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就翻译很多这样的“灰皮书”如《新阶级》，“黄皮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做了许多这样的书给领导看，直到“文革”期间被下放。

《读书》10年

1979年4月，《读书》创刊。聚集了当时一代一流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才学和能量。“读书无禁区”，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从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读书》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雷颐说。《读书》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是1980年三四月份过去的，那时候《读书》已经创刊好几期。刚去的时候，主编是陈原，副主编史枚。两个实际主事的都是非党员，组织上要派一个党员过来，做三联书店编辑部的主任，就是我，而我又是这两个非党员的徒弟，所以我心里有数。

“我对两位老人家很尊敬，弟子之礼甚恭。史枚是一个十分耿直的知识分子，而我可以‘稳住’他，也可以调节内部人员的矛盾，这就是‘和稀泥’。后来史枚去世，1981年我担任了《读书》的副主编，实际上就是当家了。”

陈原告诉沈昌文：以文会友。“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

沈昌文后来才有所领悟：“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

1986年主事《读书》后，他的方针是：“自由主义的，左的，我都发表。”他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他希望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

他不主张只把《读书》变成一个学术刊物，主张用“外行”来做编辑，不大赞成请学者来编《读书》，因为后者一定会有倾向问题。

在阅读上，他强调“可读性”。“但如果遇到很有观点，但是不可读的文章怎么办呢？我在编辑部立了个规矩，这样的文章一期不能超过一篇。”

“我们《读书》的经验是：讲穿了，想表达一种读者最想听的话，如果想听的话不让讲，就想各种曲折的办法表达民意。去查资料去。找渊源，跟有学问的人去讨教。”

外圆内方

“宽容”，沈公屡次提到这个词。他理应有着切肤之痛。过去历次运动，无事三尺浪的年代，他是出版社里负责向上头做检查的人。他多次表示自己十分幸运，或者是，精于检查之道，以至于每次都有惊无险，顺利通过。说到这里沈公总是要笑，眼睛都眯起来了，好比一个得了糖果吃的小孩一样得意非凡，而里面五味俱全，有庆幸，有快乐，有酸楚，有自嘲。

“做编辑工作当然要有自己的眼光，但是更要有‘手段’。对社会上的不公正，如果不能直接批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各种曲折的手段，用马克思的语言去批评现在的现实。这可能是我可取之处，也是我的不可取之处。”

黄集伟曾经评论沈昌文的《阁楼人语》(沈公主编读书十年的编辑手记)：他恁多“抱怨”或“表扬”竟一一演变为一个思想经营者的“市场”策略：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沈公的“雅痞风致”与“慧眼仁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

他的门径似乎是“外圆内方”。过去中国出版界、思想界斗争之复杂和尖锐，我们今日恐怕还是不能想象。沈公生性豁达乐观，恐怕也有难言之隐，无法陈述。他说话带着诙谐，自有他的放肆，也有他的知趣，雅痞之风，但是大概是话中还有话，只怕是有心的人，才可以彻底明白。

“幸福不过是你的想象”

如果有人心中不忍，说沈公你应该颐养天年了。但这样的话，对他说更是不忍。他哪里舍得休息？他热衷于“小道消息”，热衷充当“思想小贩”。在这里头他有多少乐趣，多少好玩的东东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你又如何舍得让他放弃自己的乐趣呢？

人物周刊：你整天都笑呵呵的，很高兴的样子，有什么秘诀吗？

 沈昌文：我练一种名叫“小周天”的气功，师傅是蒋竹庄。他是大知识分子，当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他练的气功以哲学为基础，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静止”。因为这个，大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还用笔名“二十八画生”写文章批判过他。50年代我去上海，他给我面授机宜：人要破除我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要想不开’。就是不能执着于一件事情。你把它想开了，想开了不就高兴了吗？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沈昌文：幸福不过是你的想象。你认为这是不幸，你认为这是“幸”不就行了吗？人生有限，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走自己的路，能做到了，就是幸福。这符合我们宁波人的俗语：除死无大事，讨饭永不穷。所以活着就是幸福，我的想法便是如此。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有什么缺点？

沈昌文：我的缺点是不能够专业做学问——思想太活跃。经常心潮澎湃，不能长久地呆在一个屋子里。再一个是胆子小，只守着一个专业，只守着一个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