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城观察|朱学东:主动揭发公众人物私德丑闻对社会伤害更大
中城网2021-10-22 08:30:27
群众能举报中国最糟糕的性错误吗
朱学东,2014,搜狐
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王全安因涉嫌卖淫嫖娼被警方拘留审查。新闻一出,一时间,仿佛吃了枪药似的,社交媒体上各种评论汹涌如潮,搭车谈性的也不少,引发各大媒体热烈追炒。
王先生不是第一个因涉嫌卖淫嫖娼被警方拘留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中国法律对卖淫嫖娼有明确的规定,触犯了法律,受到制裁,自是咎由自取。但是,在法律的正义和舆论喧嚣热闹的背后,有一个问题并没有认真得到检讨。
丑闻自然可以被新闻消费。在欧美国家,明星曝出卖淫嫖娼丑闻,大多都是娱乐媒体狗仔不懈跟踪盯梢之功。在我们这个国度,警方经常发起一些扫黄运动,打击卖淫嫖娼,如果明星是在这样的运动式整治中落网,也很正常。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些名人卖淫嫖娼丑闻和案件,既非专业的狗仔揭露,也非运动式打击之功,而是依靠“群众”的力量。以至于有媒体人在社交媒体上自我解嘲似地说,以后只要守在公安机关门口,总能逮到娱乐圈的大新闻。
不过,警方能够有此成就,不仅是靠警方雷厉风行,对卖淫嫖娼“零容忍”,更有其他力量的配合。无论是此次王全安事件,还是此前的黄海波事件,在这些名人明星的卖淫嫖娼案中,都有一个叫“群众”的厉害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比如,媒体公开报道王全安案件中,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在“某小区一单元楼内”将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两位当事人“当场抓获”。
群众是谁?谁是群众?
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有许多对“群众”的描述,胡同里戴着红袖子警惕地睁着眼睛盯着陌生人的社会主义老太太,是最经典的形象。今天北京的大街小巷,依然随处可见戴着红袖子的“治安志愿者”。
虽然,那些传统政治运动的余绪,那些带着红箍套审视陌生人的怀疑眼光,会让许多人不舒服。但是,我并不相信,今天这些戴着写着“治安志愿者”红袖子的人,真的拥有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能够看透一男一女在一起,便有卖淫嫖娼的嫌疑。
在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早已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世界。即便是楼道里相邻而居的人,也很难相识相熟。所以,即使依然由“群众”构成的传统的天罗地网,但一座居民楼里死了人多少天后腐烂臭味传出才能被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今天也已经在北京发生;吸毒母亲被抓后,家里的未成年孩子被活活饿死的悲剧,也没能避免。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是什么样的“群众”,能够拥有这样的本事,当一男一女在一起的时候,迅速判断他们不是夫妻,不是情侣,不是私通,不是朋友,不是在谈工作,而是在卖淫嫖娼,并迅速举报,然后警察现场抓获?更不用说如媒体报道的,王先生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他的工作室!
这“群众”的眼光,这处置的效率,绝非一般。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火眼金睛,在这样时时刻刻盯着其他人的生活?
一个可以连在一起思考的旧闻是,2002年8月18日,延安市一对夫妻被举报家有黄碟,警察上门收缴黄碟,与当事人发生冲突。这就是著名的在家看黄碟被抓事件。家里有黄碟都能被人举报,这“群众”实在防不胜防。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人,都已不能躲开“群众”具有穿透力的犀利眼神,这就是生活的现实。
但是,无论生活在别人的“关爱”还是“警惕”的眼光之下,总是会让人心理上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谁是这样的“群众”,但这样的“群众”却遍地都是。仔细一想,却不寒而栗。不知道哪一天,这双“群众”的眼睛盯就上了你我。
卖淫嫖娼是违法行为。但是,在打击卖淫嫖娼的同时,必须清楚,卖淫嫖娼并不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引发最多最严重社会问题的性丑闻,也是最大的性错误,并不在普通人或者名人的卖淫嫖娼,而是权色交易。
今年以来不断爆出的贪腐案件中,增加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词汇,通奸。其实,通报的贪腐案中的通奸故事,都跟权力有关。除了或许存在的两情相悦之外,每一个通奸故事背后,更多是一种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被用来交易的,除了性,就是权力所能涉及染指的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利益。以权力慷国家和他人利益之慨,满足一己之私欲,这种性交易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危害最大,远远超过了普通人或名人的卖淫嫖娼。
但是,“群众”的火眼金睛,能够穿透普通人、名人私宅或办公场地的砖墙,却似乎无法穿透这权力筑就的高墙。
另外,即便违法了,也依然有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案件中,不仅是媒体和公众无视这一点,甚至执法部门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也毫无顾忌。而隔三差五地主动揭发公众人物私德丑闻,其实对社会伤害更大,它不仅教育我们违法难逃,同时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可能有一颗埋藏着没有引爆的定时炸弹。
这样的生活,真够灰色沉重了。
朱学东,男,江苏武进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传媒专家、学者,是国内资深的平面媒体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信息早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工作人员、北京印刷学院教员。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曾多次参与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传媒方面相关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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