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收到戴逸老先生仙逝的的消息，真是不敢相信。虽说老先生已是98岁高龄，但2020年拜见他老人家时，感到他硬朗的能活到茶字寿！（注：108岁民间称为茶寿）但那毕竟是在疫情前。

与戴老先生相识，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学术会议上，其实早在读研究生时，岂之先生规定的必读书中的精读著作，有一篇就是戴老刊载于《清史研究集》中的《汉学探析》，这里的汉学是指乾嘉汉学，由此启发了我对中国17至18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兴趣。后来也逐步认识到乾嘉汉学与海外汉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此有了更多向戴老请教的机缘。

我与戴老的第二次直接学习，是我参加马工程《史学概论》时，我的老师张岂之先生和戴老是编写组主要成员。这部集体著作，编写非常慎重，研究再研究，讨论再讨论，多年打磨后才在2009年出版，这就给我不断学习的机会，我非常注意戴老的发言和观点，同时也体会到，学“真”马克思主义，“真”学马克思主义，是不容易的。

在2007年，我加入西平的课题组，进入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研究整理，从此与戴老结下了更深笃的情谊。现在可以告慰戴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三辑136册的出版，接下来的两辑正在进行之中。对基础文献的重视，是戴老对我们的重要指导，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基础文献蒐集整理方面，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在这项工作中，戴老的《谈清代书籍和史料的整理》，使我们受益匪浅。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 

戴老生命的最后20余年，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这一工程，是2001年经季羡林、任继愈等13位专家联名向中央领导建议设立，经过人大代表提案，次年即获国家批准，戴老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2018年，当两千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参与完成的100卷、3000万字的《清史》进入最后审阅阶段之后，戴老抒发情怀，写下了“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这样发自肺腑、掷地有声之言，表现了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概。其精神感染力令人无法用语言形容。

编纂清史是戴老一生的事业追求。事实上，建国之初，董必武就向中央建议编纂《清史》，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后因遭遇“三年困难”而搁浅。1965年秋，受周总理委托，中宣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由戴逸等7人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改革开放之后，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的戴老花费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人大清史所。

这里曾是清朝的王府和民国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在同戴老的接触中，我感觉他有大史学家的气概和哲学家的思辨精神。他说过，不大主张研究太小的题目、搞碎片化的研究，因为这样不能形成规模，无法看出历史的前因后果。这种说法，和侯外庐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外老主张搞“思想通史”，也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用了20年时间完成，其后的《宋明理学史》也是对这部通史的补充。

戴老和外老，视学术如生命，其实是将学术当作理念和精神的一种载体，借以求得理念和精神的自由抒发，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的内心追求，物质性的东西，他们视之如过眼烟云。也正是让吾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地方，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气象”吧！

 去年春天，《国际汉学》的主编张西平约请戴老为刊物题辞，他欣然答应，写道：“清朝历史与以往的朝代不一样，它自始至终与世界保持着联系，我们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必须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这正是回答了前文提到的乾嘉汉学与世界汉学的关系。戴老的全球史眼光，令人赞叹。《国际汉学》这本刊物，办了近30年，任继愈先生是首创者，戴老是积极支持者，岂之先生，学勤先生都是大力支持者，我们深感幸运。 

 在和戴老的接触中，我们了解到，他童年的时代，就有机会在清代著名的铁琴铜剑藏书楼阅读，受到第四代楼主瞿启甲的特别赏识，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为此奉献了一生。虽遭遇坎坷冷暖，但矢志不改，得其所哉。

戴老驾鹤西去，思之念之，不能自已。《诗经》有云：燕燕于飞, 差池其羽。之子于归, 远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2024-01-25  于三亚海棠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