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蒙：欧洲城市为何突然天下大乱？
中城网2026-10-19 07:16:17
法国是这一轮骚乱中烈度最高的样本。10月17日，全法约55万人参与抗议，巴黎、里昂、马赛等多地发生蒙面人员主导的暴力事件，约1200人被捕，超过150名警察受伤。利摩日一座143年历史的市政厅被纵火，屋顶坍塌、三分之二外墙烧毁，当地官员称之为“文化遗产的灾难”。马克龙表态“绝不容忍暴力”，总理勒科尔尼称政府“不会受到暴力的恐吓”。但问题在于，当抗议从“和平游行”滑向“城市战场”，政府的合法性回应如果只剩下“追查肇事者”和“不屈服”，那它实际上回避了最初把数十万人推上街头的那个问题：公共服务在恶化，而生活成本在上涨。法国总工会给出的80万人数字与内政部的55万之间存在差距，但无论取哪一个，规模都足以说明这不是边缘群体的骚动。
意大利的冲突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米兰大教堂广场前，抗议者投掷石块和杂物，警方施放催泪瓦斯，地铁站关闭，商铺拉下铁门；博洛尼亚警方动用水炮，都灵有12人被捕、其中10名是未成年人。米兰一地约50名示威者被拘留，至少4名警察和20名示威者受伤。抗议的组织标签是“Italia in Piazza”，主力是学生和青年，口号直接而尖锐：“给家庭更多钱，给战争更少钱”。梅洛尼的回应是“示威是权利，但把城市化为战场不是”。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它同样没有回答：为什么一场以青年为主的生活成本抗议，会在多个城市同时走向暴力？当年轻人的工资追不上物价、学校的条件在退步、医疗系统的可及性在收缩，街头就成了他们唯一能产生可见后果的场所。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骚乱则把住房推到了前台。西班牙的抗议由一位87岁老人被强制驱逐出居住超过七十年的公寓而引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帐篷营地持续数周，仅马德里一地当局估计就有7万人参与示威，巴塞罗那的住房抗议中有13人被捕、30名警察受伤。葡萄牙里斯本数万人游行，房价自2015年以来上涨约124%，抗议者打出“我想在50岁前搬出父母家”的标语。这两个南欧国家的共同点是：住房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了代际问题。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怎样工作都无法在合理的年龄获得独立的居住空间，抗议就不再是“表达诉求”，而是一种对失效的住房体制的否决。
比利时和阿尔巴尼亚的骚乱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弥散性。布鲁塞尔和列日，警方动用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投掷瓶罐的年轻人，布鲁塞尔约10人被捕，列日的学生抗议源于教育成本攀升和资源分配不均。地拉那的抗议则持续多日，要求总理拉玛下台，示威者投掷石块和燃烧物，法院、银行和邮局建筑遭纵火或破坏，一周内167人被捕、388人面临刑事诉讼。阿尔巴尼亚的案例说明，当生活成本压力叠加政治问责缺失时，抗议的目标会迅速从“政策调整”升级为“政府下台”，暴力的门槛也随之降低。
把这几个国家放在一起看，这一轮骚乱揭示的不是某一种“欧洲病”，而是一种治理能力的同步透支。各国政府面对的共同困境是：财政空间有限，而公民对公共服务和可负担生活的期待没有下降。法国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的背景下推进改革，抗议者感受到的是购买力和公共服务的双重挤压。意大利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物价和能源成本的上涨直接侵蚀了实际收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住房危机背后，是租金管制、驱逐保护、投机性资本流入等政策工具在政治博弈中反复卡壳——西班牙一项租户保护法案在议会遭到否决，而马德里每天平均仍有3起强制驱逐在执行。比利时教育部长将动乱归咎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组织”的不满恰好在这一周、在多个互不协调的国家同时找到爆发点。
欧洲这轮骚乱最值得警惕的信号，不是某一场冲突的伤亡数字，而是抗议的“可复制性”在上升，而政府的“可回应性”在下降。社交媒体和跨国青年网络让“生活成本”这个宽泛的不满迅速找到本地化的爆发形式，但各国的政治体系仍然以国界为容器来消化它。法国可以增派警力、逮捕1200人，意大利可以谴责暴力、拘留50人，但逮捕和谴责不能降低租金，也不能让学校雇到足够的教师。当同一股压力在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福利传统、不同的政治光谱下同时引发街头冲突，它指向的就不是某一个政府的失误，而是一个更冷的判断：欧洲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社会契约，正在生活成本与公共品供给的双重挤压下，进入一个高摩擦的周期。这一周期不会因为某一场骚乱被平息而结束，它只会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由头，再次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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