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重工业化是中国解决

21世纪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核心环节

叶裕民教授

中国城市网特邀城市观察家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城市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最近一段时期，有关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问题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为什么会有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能不能跨越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阶段？重工业化是否不利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否限制就业机会的扩张，从而不符合中国国情？重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是什么关系？2005年10月11日，中国城市网编辑姚敏约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城市室主任叶裕民教授，请她就“重工业化与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这一话题发表看法。叶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产业发展正处于以深加工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化阶段，这是市场选择的必然，中国的重工业化在未来还有一个转型。现代服务业必须以现代制造业为产业依托。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首先必须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同时，政府要尽快发展基础教育，培育与现代制造业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她认为，引起这场不该有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对重工业的认识存在有六大误区。

姚敏：最近一段时期，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现在又适逢“十一五”规划即将出台，您如何看中国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前景？

叶裕民：我觉得中国现在的产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特别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中以深加工工业为主体的阶段。

重工业化之争是一场不该发生的争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都不是一个很高深的问题。重工业化是任何大国完成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是通向服务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过程。中国作为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遵循工业化发展规律，深化重工业化过程，是中国向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必要选择。

姚敏：引发这场争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叶裕民：当前争论重工业化的问题中，持反对意见的同仁对重工业化的认识存在着6大误区：

误区一：概念误区

这场争论自始自终都包含着对重工业化概念理解的误区：所有反对重工业化的人都简单地将重工业化看作是能源原材料工业，许多地方政府将鼓励重工业化等同于大力发展电力、钢铁、化工，能源原材料工业是高耗能、高污染的，是中低技术的，由此引起一系列关于该不该发展重工业化问题的讨论。

姚敏：那么，重工业化都包涵哪些内容，它的核心是什么？

叶裕民：重工业化的内涵远远不止于能源原材料工业，它是以现代制造业为主、包括能源原材料工业在内的庞大的产业体系。当一个国家完成了以纺织服装食品为主的工业化前期阶段以后，就进入了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演进包括原材料工业阶段、深加工工业阶段（现代制造业阶段）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阶段，以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机械装备产业为主的现代制造业应该构成当前时期中国重工业化的核心内容，能源原材料工业是为适应制造业发展需要而得到发展的，在重工业化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

姚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

叶裕民：对重工业概念的错误认识始于中国对轻重工业划分的理解：中国对轻重工业的划分是在50年代进行的，当时将轻工业定位于消费品工业，是相对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重工业定位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是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50年代，中国工业很不发达，作为消费品的确实只是纺织、食品、家具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低技术的轻工业。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深化，消费品中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品种类不断增加，轻重工业的界定开始模糊不清。比如汽车，属于典型的现代制造业，但汽车既可以用于生活领域，也可以用于生产领域，应该如何界定？再比如医疗器械，在发达国家界定为高技术产业，在中国却界定为轻工业，原因是医疗机械是为人服务的。而将医疗机械界定为轻工业，与原来意义的轻工业完全不相符合。轻重工业界定不科学的成分极多。如果将所有与生活有关系的产业都界定为轻工业的话，那么重工业中明显为生产服务的主要就是能源原材料领域，因此，许多人简单地将重工业等同于能源原材料工业，这种认识欠科学。

我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业产品品种的不断丰富，我们对产业的研究应该与国际接轨，不再用轻重工业的概念，而是以技术的高低来划分产业，并且制定产业政策，确定鼓励的或者限制的产业。这样许多争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进步是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原来意义的重工业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制造业的绝对主体，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国际上研究制造业结构不再是以轻重工业来划分，更多的是以技术层次来划分。OECD在《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中将制造业划分为低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OECD,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2002, Paris: OECD, 2002.）。这里的低技术产业以纺织、食品、造纸及家具等产业，中低技术产业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则以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这里，只有低技术产业是中国原来轻工业的范畴，而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几乎都是重工业的范畴。可见，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是重工业的主体，而发展高效率的中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在中国确实无可争议的。鉴于此，我们建议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利用这个机会，对产业的划分重新界定，与国际接轨，这样也为新时期研究产业结构及其进行国际比较提供新的平台，避免无谓的争论。

误区二：可以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直接发展现代服务业

（一）重工业化阶段是由市场需求结构演化的必然要求

姚敏：有学者提出，中国可以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直接发展现代服务业？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叶裕民：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工业化的过程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转换的标志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工业化前期通常以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其中轻工业占有最重要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在轻工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长，当重工业的创造增加值的比重超过轻工业的时候，意味着该社会进入了重工业阶段，即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由重工业的特性所决定，重工业发展对服务业有着强大的需求，从而带动和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增长，随着重工业化的深化，当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超过制造业时，就意味着社会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制造业包括重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为什么必然要经过重工业化阶段呢？这首先是由市场需求结构及其转变所决定的。市场需求首先是由人类生存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决定。当一个国家处于温饱阶段之前，农业和轻工业有着最大的需求弹性，在非农产业中，轻工业在强大的需求拉动下发展最快，这就是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当大部分居民解决温饱之后，向小康社会过渡，工业化过程必然要向着重工业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人们的购买力开始转向耐用消费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内的、特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这是重工业发展的首要市场拉动力量；

第二，随着轻工业需求弹性下降，轻工业领域竞争激烈，为了提高竞争力，企业普遍要用更先进高效的设备替代传统设备，高档耐用消费品企业也同样普遍需要不断更新技术设备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一时期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农业和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也对技术先进、品种繁多的机械设备有着庞大的需求；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扩张，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和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通讯、上下水等等）需求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来进行。装备产业成为重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市场拉动力。装备产业是一个比高档耐用消费品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产业体系，它与高档耐用消费品一起构成重工业化时期的主导产业。

第三，由于高档耐用消费品和装备产业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能源原材料需求也进一步扩张，能源原材料在市场拉动下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构成重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由轻工业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获得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推进，以生产高档耐用消费品和装备制造为主的重工业化过程必然到来。

（二）现代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时代，建立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其原因是：第一，现代制造业已经与服务业相互融合，因此可以优先发展服务业；第二，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服务业时代，中国还推进重工业化过程，不符合时代要求；第三，重工业产品可以依赖进口得到满足。我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化阶段难以跨越。

姚敏：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如何？

叶裕民：任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传统服务业早在农业社会就已经得到大规模发展。所谓服务业时代是指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服务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时代。而几乎所有的现代服务业都是以现代制造业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制造业已经与服务业相融合”的观点是对的，但是由此得不出“服务业可以超越现代制造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结论，因为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基础是现代制造业首先得到充分发展，而后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现代制造业是指以现代先进制造技术武装的制造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中中高技术制造。但是，客观上重工业体系较轻工业体系远为庞大和复杂，并且轻工业的高技术化也需要重工业提供相应的装备为前提，重工业是现代制造业的主要产业依托。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体系中，生产性服务业占一半以上。现代制造业企业以规模化、信息化、高技术化、精密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制造业产业链向前延伸，需要依托发达的研发、培训、广告、信息服务，向后延伸需要有敏捷的物流、销售、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生产过程中还离不开计算机网络系统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所有这些运行过程都需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作支撑。因此，“现代制造业必然与现代服务业相互融合”的结论是对的，但是，其融合的基础是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如果没有发达的现代制造业体系，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将因为缺乏市场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生活性服务也同样以现代制造业充分发展为前提：现代制造业以其高效率为产业工人提供高工资，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就开始转向服务业的需求，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开始迅速提高，生活性服务业才会在市场的拉动下得以快速发展。

发达国家进入服务业时代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最先进而又庞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1999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53977亿元，其中高收入国家占75%，美国、日本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制造业大国，1999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15008亿美元和9700亿美元，分别占全世界制造业总额的27.8%和18.0%。

同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34亿美元，仅占世界的6.2%，是世界制造业小国。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是世界制造业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对国际先进制造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国际先进制造业正在形成新一轮向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转移的基本趋势是：在产业上由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重工业领域内部则由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向机械装备产业发展；在技术上由传统技术向先进制造技术和高新技术制造业转移；转移的目标由追求廉价劳动力、追求市场占有率、追求利润率向追求战略资源的占有（品牌、专利、高级技术人员、各产业高端生产领域）转变，投资中国先进制造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一流投资者共同的选择。面对新一轮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毫无疑问应该及时把握，大力发展现代先进制造业，加速中国重工业化进程，创造条件及早将中国向工业化后期推进。而不是否定和拒绝重工业的发展，超越规律，盲目发展严重缺乏市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

姚敏：何时发展现代服务业呢？

叶裕民：走重工业化之路，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只发展重化工业，真正的现代的重化工业只要起步，服务业就会同时起步。但是如果没有它，服务业永远不能起步。所以，重化工业的高效运转一定需要一个非常庞大的服务业来支撑，当我们的重化工业的规模、效率和质量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比如创造出巨大的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那时，我们的现代服务业比制造业发展得还快。当服务业比现代制造业发展得还快，以至于服务业的绝对规模超过制造业的规模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工业时代。我感觉这个过程会要二三十年。

（三）中国不能盲目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际上，中国想跨越式发展，这不是第一回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试图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走重工业超前发展的道路，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付出了历史的成本。重工业超前发展的结果是什么？30年之后，我们的国民经济，由于市场扩张困难而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很难再继续增长；30年没有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公众吃不饱饭，大量的公众基本的生存问题没办法解决；30年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30年中国大部分企业都缺乏竞争能力，亏损普遍存在；30年中国与国际发达国家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30年后，我们不得不改革开放，不得不重新进行产业结构的补足性调整。改革开放第一步是什么？还市场来决定我们的产业发展。市场需要什么呢？刚开始，我们吃不饱，需要粮食。所以1978年到1984年发展得最快的是农业。80年代以后，中国成长最快的是服装、纺织、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是轻工业。为什么？三十年中国人都没有穿暖过，所以要进行补足性调整。好不容易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产业结构基本调整到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轻工业得到充分发展，开始真正进入重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重工业化还不到10年，还处于方兴未艾之际，我们又要试图继续跨越式发展，又希望重工业不要搞了，直接发展服务业吧。

跨越式发展对于小国，对于少数城市和地区而言，一旦条件成熟，是可以的；但是，对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加速这个阶段的快速推进，但是这个阶段不可以逾越。同样，我们现在不可以跨越重化工业阶段而直接进入服务业。我们需要很清醒地认识到规律，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太多。我觉得，在21世纪中国经济学发展已经足够让大部分学人充分认识产业发展的规律性，在这样的一个认识水平上，这场争论是不应该存在的，大部分人应该说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一直没有认同这些观点，所以导致了这些争论一直存在。而且，否定重工业的意见对我们的政界甚至影响更大一点。在“十一五”期间，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重工业化道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都去否定重化工业，都超前去搞服务业，那么中国必定又会走一个大的弯路，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不希望犯同样的历史性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尊重科学，尊重规律，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面对矛盾和问题，及时调整发展环境，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那些希望跨越重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时代的人们，就好比坐上飞机以后，希望飞机不经过云层的颠簸阶段就直接跳到万米以上的高空（罗斯托曾经十分恰当地将重工业阶段比喻飞机的起飞阶段）。同仁们，这是越不过去的。

误区三：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重工业产品可以依赖进口

姚敏：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外，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通过贸易取得。中国完全可以放弃重工业发展，所需的重工业产品依赖进口，转而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对此您如何看？

叶裕民：这里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必须明确：第一：中国不能够放弃庞大的重工业领域？第二，中国不可能建立以轻工业品和服务业出口为主的国际贸易格局。

（一）重工业是中国21世纪崛起的产业基础

重工业是制造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70%、中国制造业2/3都是属于重工业。实际上几乎大部分发达的大国，经历了较短时期的轻工业发展以后，都无一例外地转向重工业化，之后重工业化过程贯穿发达国家发展的始终。在服务业时代，虽然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但是，重工业在制造业中却一直保持70-80以上的份额。美国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制造业的比重由1990年的17%下降到2000年的12%，而交通设备、机械装备及化工生产的比重由43%上升到56%；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重工业比重趋势上升的趋势。重工业始终是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制造业的主体。

中国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轻工业的充分发展，已经进入重工业化时代。2000-2004年重工业消费品的收入弹性远远高于轻工业：食品饮料收入弹性为1.0，服装鞋帽为1.2，而家用冰箱为1.9，房间空调器为3.6，轿车为5.7，专用机械2.6，通用机械3.1，电子及通讯设备3.5……。在市场强有力的拉动下，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正蓬勃发展，重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62.5%提高到2004年的67.6%。大部分重工业由于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特性，比轻工业具有更高的效率：2004年食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4.5万元，纺织服装为12.1万元，而电气机械为33.7万元，交通运输设备为34.2万元，化学原料及制品为38.0万元，黑色冶金为60.86万元，通讯及电子设备为64.4万元。随着技术进步和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提高重工业劳动生产率还有极大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重工业是工业化中期最主要的创造财富的部门，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主要支撑部门，是中国实现21世纪崛起的产业基础。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放弃重工业，无异于放弃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最好领域和机会。

（二）装备产业是降低中国技术进步成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重点

第一，现代装备产业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关键。所谓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主要是指信息化技术、智能化设备来武装传统工业，智能化设备生产的过程就是现代装备产业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产业基础。

第二，现代装备产业先行快速扩张，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业以及重工业本身提供大量先进的技术装备，为企业低成本实现技术进步提供广泛的条件。当前，中国制造业领域大部分先进设备都要依靠进口，相对于运用本国先进设备而言，企业进口设备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交易成本、购买成本以及日常运行成本都将大大提高，最终提高了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提高了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成本，延缓了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的步伐。

正如90年代以来国产汽车的大规模发展，使得大量中国居民得以低成本享受汽车，提高生活质量一样，只有中国装备产业得到很好发展，我们的企业才有可能普遍地、低成本地更新装备，企业装备先进了，必然会达到新型工业化要求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同时，企业快速的技术进步将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产品市场，逐渐提高中国产品在中高端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份额。这是中国以新型工业化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过程。

第三，企业广泛地实现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有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快速发展将大规模扩大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从而引致新的劳动力转移浪潮，使大量农村居民得以到城市从事高效率的产业活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真正做到“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现代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将铺就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之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而相对稳定地进入城市，由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逐渐促进中国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由此可见，作为重工业领域的关键产业装备产业是推进中国21世纪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基础，是中国广泛实现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产业。

（三）中国不可能建立以轻工业品和服务业出口为主的国际贸易格局

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中，产品贸易占80%，服务业贸易占20%。要在国际市场上崛起，必须首先建立强大的富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21世纪中国要在世界崛起，要把中国建成世界的制造业基地，靠什么？是服装的制造业基地，还是现代制造业产品装备，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八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飞机”已经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的痛！，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来穿你的衣服，你用这个钱去买重工业产品业不够啊。所以中国的装备产业，不可以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完全依赖进口。从理论上说，现在的国际市场已经一体化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可以依赖国际进口。但是落实到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大国就不可行，特别是重化工业产品不可行。为什么呢？重化工业产品，特别是深加工工业产品，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中国13亿人，都靠国外进口汽车行不行？中国这么多的企业，都靠国际进口装备行不行？即便是国际上有这么多的装备提供给你，你拿什么去换？拿生产鞋、帽的价钱去换吗？够不够？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轻工业，现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是最高的，每扩大一个份额，都会造成新的国际贸易摩擦。国际市场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已经趋于饱和，所以我们必须在新的领域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建立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什么产业？现代制造业！

（四）装备产品依赖进口将大大提高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成本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微观的主体，每一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构成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具体环节。如果每一个技术进步的企业都通过购买国外的先进的技术装备来替代传统的装备的话，它的成本会很高。第一，信息搜寻成本很高。我知道德国的服装设备最好，可是我不知道德国哪一家的最好。第二，谈判成本很高。我们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一般的民营企业，所有的企业都要技术进步，但是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有谈判人才。谈判的人既要懂技术，又要懂外语，还要懂国际贸易，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谈判成本非常高。第三，购买成本很高。用先进的技术和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易，在国际贸易中，向来先进技术是高价的，购买的价格会很高。面对高价格，企业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没有办法我就不进口了，不进口就降低了技术进步的过程；或者我咬咬牙进口，那么就要付出高的成本。第四，运用的成本也很高，企业把这个设备买过来以后，要定期地维修、检修，这些我们自己都不会，又要去请别人来，维修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如果完全依赖进口设备，将大大提高企业技术进步的成本，最后提高了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成本，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延缓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汽车业也是一样，假定我们不发展汽车产业了，那我们国民享受汽车的过程大概还会远远地往后延缓，十年二十年也不能进入汽车时代，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进程就会大大延缓。

装备产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深加工工业、现代制造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产业，这是我们下一个时期国民经济扩张的一个产业依托。国民经济每年7%增长，新的领域到哪里去找？不能只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只靠轻纺工业，新的产业体系在哪里？十年以来汽车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提供了大量的GDP。和汽车配套的零部件，为汽车配套的服务，带动了一系列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本身能创造大量的GDP，然后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又能有一个庞大的发展。如果舍弃这一大块，就等于国民经济割弃了一大块。我们未来经济发展靠什么？要靠现代制造业。在产品的总体上来说，重工业比轻工业体系要更为庞大，所以我们不能舍弃。舍弃了以后问题很多。第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空间会受到阻碍。第二，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发展现代服务业没有产业依托，得不到发展，如同空中楼阁。第三，希望解决就业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大的问题，就业首先要依靠服务业，服务业又依靠制造业，所以要真正地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首先必须要发展中国的制造业。

误区四： 发展重工业不利于解决就业，不符合中国国情

姚敏：走重工业化之路，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叶裕民：当前，有观点认为现代制造业的技术密集型特性与中国众多劳动力就业相互矛盾，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正好相反，只有现代制造业才能铺就中国庞大就业队伍实现充分就业之路。现代制造业对解决中国就业有两大贡献：其一：现代制造业本身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够大规模吸纳就业；其二：现代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只有依托庞大的现代制造业体系，才有可能为现代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提供市场基础，从而通过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最终扩大就业，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必须科学认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迁就制造业的低技术扩张所带来的短期的表面上的就业增加，或者试图跨越现代制造业盲目地直接发展服务业，而放弃制造业技术进步引致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真正意义的就业扩张。否则必然会拖延中国解决就业的历史性进程。这既是理解重工业化与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也是理解新型工业化对城市化促进机制的关键。

和日本相比，我们人多，日本人也多，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日本的人口是1.28亿，中国是12.9亿。日本的人口是我们的1/10左右，而国土面积是我们的1/30左右，它的人地矛盾比我们的还紧张。日本作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就是让它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劣势还是优势，关键要看这些人从事什么产业。现在日本把这么多的人变为它的优势，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创造很高的财富，所以国家非常强大。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果日本的劳动效率很高，但是，人口很少行不行？如果日本不是1.28亿人，是8000万人，那么充其量就是德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日本只有6000万人，那么充其量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日本只有400-500万人呢？那么就是北欧诸国的国际地位，无论如何做不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如果我们的产业体系是像日本那样高效率的话，中国的国力有谁能比？所以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而中国的崛起，前提就在于我们要建立高效率的产业体系，不能永远满足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误区五：发展重工业有悖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发挥

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

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很低，这是我们的国情。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低对不对，也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劳动力素质也低。可是通过发展，人家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中国从建国后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建国初期说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低，我们有理由，以前是旧中国，没有搞教育。改革开放又20多年了，我们的人力资本还低，劳动力素质还低，我们的教育还做得不好，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前20年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不懂得做教育，我们先投资搞产业，这也说得过去，但是不能多少年以后还说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吧，有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了。劳动力素质低不能作为一个大国永远的比较优势，更不能作为一个大国去逃避技术进步、发展先进产业发展的理由，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民教育是第一要务，我一直觉得是第一要务。从现在开始，我们立刻就要开始大规模、高速度改善国民教育，要从基础教育做起。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产业发展的第一重要资本。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增长跟不上物质资本的增长。我们没有高速公路，很快就可以修出来；没有现代设备，可以从国外引进。但是，就业队伍我们不能引进，只能自己培养！从基础教育抓起，大力投资教育，就像人力资本积累，是改变中国在国际上比较优势的必由之路！

教育的第一主体是我们的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还其次地方政府，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在这一方面是失职的。到现在为止，我们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现在还搞不起基础教育，我们虽然一直说很重视基础教育，但是为什么一到地方却落不到实处？这和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做好有关系。我们现在基础教育主要靠地方财政来做，可有些地方就是很落后，它的财政不足以支持它的基础教育，这个时候怎么办？绝对不能依靠私人投资的所谓希望工程，而应该从中央财政开始，在全国建立一套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保证基础教育，同时要保证各地的地方政府都能提供大致相同、大致公平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才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别的做不到我们可以体谅，但是基础教育要尽快做到。我们现在说2007年可以完成贫困县完全的义务教育，这哪够啊？要我说就是一两年，在全国推进完全的、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个不太难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要去做。只有基础教育做好了，我们后续的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如果基础教育不做好，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大概有1/5到1/6左右的适龄儿童没有接受到很好的基础教育，农村收费还是很高的，辍学率还是很高的，包括城市里，包括北京市，基础教育也是很不公平的，优质基础教育也是稀缺资源，做得不好。而且我觉得，中国的义务教育9年还不够，要做到12年。发达的大城市自己要争取去做，对那些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落后地区，政府应该积极地推进。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我们才能建立起和我们现代制造业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这样一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总说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多。劳动力价格低廉，这是我们的优势，在发展的前一段时间，在进行低层次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时候，这可以作为优势，但是在下一轮深加工工业、现代制造业当中，它就不是优势了。为什么？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工资不是一个概念，低劳动力成本是个相对于效率的概念。比如说，劳动力A工资是一个月2000块钱，一个月可以给我所服务的企业创造的财富是10000块钱，劳动力成本占我创造财富的20%。而劳动力B的工资是500块钱，但是他给老板创造的财富是1000块钱，那么劳动力成本是50%。作如果你是企业家，你希望选谁？一定是劳动力A，对不对？因为虽然给他2000块钱的高工资，但是它给你创造了8000块钱的财富，因为这个是高效率的。这时，虽然A是高工资，但是他的劳动力成本低；虽然B是廉价劳动力，但是由他来从事德工作的劳动力成本却远远高于A。这是第一。第二，未来时期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是现代的制造业，是高技术的产业，它要求劳动力能够操纵先进的设备，从事高效率的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低工资根本就没有优势。因为你操纵不了现代设备，再低工资我也不要你。所以，中国依靠这种低工资、低素质的劳动力，永远不能参与国际中高端产业链的竞争。因此，中国必须对劳动力进行投资，形成人力资本。什么叫人力资本积累？就是对劳动力进行投资，将一般性的劳动力转变为掌握了专业技术、能够从事高效率产业生产的高素质就业大军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教育产业、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到位了，大量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就转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就是要通过教育投资改变以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要素禀赋，形成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即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他们与现代技术、现代设备相结合，生产出高效率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才能够由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攀升也才是中国21世纪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根本路径。

中国需要在大发展、大改革、大转型的主要历史时期，重塑中国的比较优势：由低素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队伍的比较优势，由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新的、以技术密集型产品、深加工产品、现代制造业产品为主的比较优势，这个过程是我们的重化工业过程所必须要准备的一个条件。如果中国未来这个工作做不到，那么中国的重化工业过程就很难推进，如果做到了，很多目标就同时达到了。解决劳动力就业也达到了，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也达到了，在国际上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就达到了，每年7%的增长显然同时也就达到了。我们不能以7%本身为目标，它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我觉得一个政府应该着重于去创造这些条件，而不是侧重于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问题的根源在教育，在制度创新。

误区六：重工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姚敏：对于重工业的争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重工业化是高耗能、高耗材的，而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限制重工业的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叶裕民：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认识：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观点，不是所有的重化工业都是高耗能、高耗材的。汽车就不是高耗能、高耗材的，现代装备不是高耗能、高耗材的。所以说，以现代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整体来看不是高耗能、高耗材的。相反，它是低耗能、高技术的产业。的确，任何重工业的发展都对能源、原材料有需求。那么我们的法关系进入第二个层面：我们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第一，同样是钢铁和电力，我们用什么设备去生产它？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设备去生产，达到规模经济，它的耗能就会低得多，因为它的很多就可以循环。其他原材料工业也是一样，规模化了，技术化了，耗能、污染都会下降。所以，即便是能源原材料工业也不都是高耗能高耗材。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相对于现代制造业何服务业而言，能源原材料工业仍然具有高耗能、高耗材的特性。对于这一点，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只能认了。任何经济的发展，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完全不发展高耗能、高耗材的产业，跨越工业化中期，直接进入到工业化后期，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还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未来的钢铁还要增加，未来需要的能源还会增加，这个成本是必须要付。只是当我们付出这个成本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地用现代技术来装备这些产业，把耗能、耗材程度降到最低。为此，我们又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首先，我们要培育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让那些技术相对较高的企业有条件发展起来，坚决控制那些效益很差、技术很差、低水平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要制定非常明确的技术标准、规模标准，并且严格执行。这样，使得我们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尽可能降到最低，这是第一个。其次，我们必须改革以投资额、GDP和财政收入为三大核心指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当前，服从于地方政府追逐政绩的需要，地方政府甚至包庇、纵容没有达到技术标准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发展。我们现在的政绩考核制度严重地限制了我们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结构进步和公平地提供公共服务。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改革现在的政绩考核制度，这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引起了太多太多的问题。

（中国城市网总编室姚敏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