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淦高级规划师：北京城市规划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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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淦  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原秘书长

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引来较多的关注和争议。新修编的北京市总体规划一经出台，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这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规划参与者逐渐从高阶走向大众的重要表现。建国至今，北京的城市规划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许多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但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如何正确看待这五十多年的城市规划发展史？它对于我们今后的城市发展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近日，中国城市网总编室姚敏就有关问题对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原秘书长张敬淦教授进行了专访。张教授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科学研究，自建国以来一直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编制和技术管理工作，至今依然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他认为，一个城市在总体规划中是否提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应根据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综合市场竞争力、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城市管理水平等条件的国际化程度来考虑其可行性。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经济实力等情况的不同，城市发展也不是同一个模式。北京必须坚持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原则，把未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质量好的和较好的四合院都好好保护起来。

姚敏：建国以后北京的城市规划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分为哪几个阶段呢？

张敬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就开始搞城市规划，当然过去国民党时期和日本人也搞过北平的规划。1955年，苏联政府派了专家组来了，市委从各局抽调了好多人与专家一起工作，成立了一个专家工作室，对外叫都市规划委员会。三年后苏联专家走了，我们又与规划局合并，后来又分出规划院。整个北京的城市规划发展50多年了，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酝酿探索的阶段。刚解放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专家都到北京来，当时什么想法都有，这里头有一致的，也有好多分歧。比如说关于行政中心的问题，当时梁思成先生提出来，行政中心要放在西郊，苏联专家不同意，中国的一些专家也不赞成。后来没有采纳这个方案。政府主要是考虑到，那时的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当时还在打仗，后来马上又抗美援朝了。北京还有约30万人失业和半失业需要救济，要在西郊再平地造一个北京城，要投入巨大资金，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年代来说是不可能的，整治环境、发展工业、盖住宅、建学校，什么都干不成了，所以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接收了一些敌伪的资产，王府大院空出来了，一些大庙也都空出来了，你不使用它也容易坏的，有人使用还可以维护呢。另外，街巷、路灯、自来水、下水道都有。再说，新中国一经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已经进城开始办公了。所以说，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具备其他选择的客观条件。主观条件也不具备。当时的思想当然也认为文物古迹应该保护，但又认为“保护古建筑不能束缚城市发展”，亦即要服从当前建设。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为了保护旧城会做出在西郊另建行政中心的决定。但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和地方对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越来越重视。这也是事实。这说明，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要用历史观点去看待过去。现在时隔50多年，需要回顾审视，并客观分析、评价这个决策的利弊得失，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这个争论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这是很自然的，是好现象。当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跟春秋战国时一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有些问题是统一了，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有争论。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好多，比如说关于城市性质的问题，关于发展工业的问题，关于城墙问题，大屋顶的问题，护城河的问题，四合院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直争论了50多年，当然其中也不断地产生了新的内容。 

这就说明，刚开始的这一个阶段是一个探索酝酿的发展阶段，很多指导思想还很不成熟。后来方案很多，怎么办？当时就让都市计划委员会里的华攬洪和陈占祥分别搞了甲方案和乙方案，后来还成立了一个由市委直接领导的畅观楼小组。畅观楼小组综合了甲乙方案之后，提出了一个方案上报到中央。上报以后，中央有的主管部门对规划也有不同意见，如关于规模问题、人口问题、工业问题、城市性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有一些分歧，后来中央没批，但是实际上就暂时按照这个方案执行了。以后就提出来要请苏联专家组，于是就请来了一个苏联专家组，一共有9个人。这一批苏联专家是当时搞莫斯科十年总体规划的。 

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就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提高和深化发展的阶段，从此又走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一方面，在一些规划的思想、原则、规划定额上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当时的规划标准高了，是大马路主义，大绿地主义，北京的马路太宽了，绿地搞多了，等等。观点不一样。有不同反应，也是正常现象。总之，这一时期我们的规划比过去深化了，因为吸收了苏联专家的一些工作经验，规划搞得很细，很具体，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好多问题就上纲了，总体规划被批判成“修正主义规划”。那时人们的思想非常混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过去认为是正确的都错了，从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的17年都错了。规划局撤消了，国家建委发文停止执行总体规划，我们都下放劳动去了，但是建设还得进行啊，于是就留了几个人弄了个小班子。但是那个时候的规章制度都被砸烂了，没有规章制度了，规划被否定了，甚至于被全面否定、一无是处了。“文革”以后重新拨乱反正。这就是第二个阶段。

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进入了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又重新走出去了，跟外界一接触，一了解，才知道原来苏联也不是50年代那个时候的总体规划了，它实际上也在发展。这一阶段尤其是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以后，我们的思想大大解放了，资料、各方面的信息也灵通了，不像过去那么闭塞，规划水平在逐步逐步地提高。从规划的过程来讲，大体上就是这么三个大的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一共上报了六次总体规划。其中50年代三次：1953年上报一次，1958年6月上报一次，9月又上报一次。这三次中央都没有批。“文革”以后，到1980年，中央书记处发表了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明确了北京的性质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加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清楚了，这些前提都明确了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修订八十年代的总体规划。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总体规划，也是上报的第4次总体规划。这以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北京城市发展很快，这个规划显然已经无法再指导了，于是从1990年开始我们又重新加以修订，到1992年底上报，这就是上一版的总体规划。这个总体规划与过去所有总体规划的区别在于，过去的总体规划反映的是计划经济的要求，而这一次规划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个转折点，所以在城市发展的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经过了十年以后，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它也在慢慢地发生老化，所以这一次又得修编，这是第6次上报的总体规划。

我觉得在整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尤其要深入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来指导城市今后的发展。

姚敏：您如何看待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复兴问题？就北京的城市发展和旧城保护而言，是“古新分治”好呢，还是在旧城的基础上发展新城好？

张敬淦：城市复兴这个概念是西方城市（包括一些历史名城）在城市化过程中继出现离心扩散的“郊区化”之后的一种再城市化现象。由于城市中心区的人口比较密集，再加上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治安差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钱人纷纷搬到郊区，造成了中心城市的衰落。于是政府就要想办法让它复兴，通过制定一些政策吸引这些外迁居民和其他的人回来，使城市重新上升地价、增加税收，恢复活力，这种现象在西方就是城市复兴。我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出现过这种现象。美国在这方面非常典型，某些城市衰落以后靠什么复兴？他们靠的是文化产业，有的通过发展棒球业，还有通过发展迪士尼乐园。所以文化现在是一个根本问题，你要振兴经济，首先得振兴文化。北京自八十年代起也出现郊区化现象，但情况与西方城市不太一样，不存在城市复兴的问题。

城市的发展，究竟是在旧城里头发展，还是在旧城外另外建新城？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经济实力等情况的不同，也不是同一个模式。像巴黎的德方斯就完全是新城，它在市区的外头，很多的高层建筑。而老区里头，原来5层还是5层，控制非常严格，不许有高层建筑，形成所谓的“古新分治”。很多城市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也有很多不是，它们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圈层式发展，后来越来越大，我们叫它“摊大饼”，可以说大部分城市都是摊出来的，因为这对中小城市来说是最经济也是最合乎自然规律的。但是对大城市来说，“摊大饼”将带来很多问题，算总账也是不经济的。所以摊大饼也得要分析地来看。比如说刚才讲的行政中心问题，像巴黎那样在城市的外围再建一个新城，如果我们当时有条件这么做当然好，既保护了古都风貌，又可以免去后来 “建设性破坏”等一大堆麻烦事。但是中国当时不存在这个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所以后来北京就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往外扩建，像“摊大饼”一样。 

我们今天的这个认识是经过了50多年逐渐形成的，在当时情况下，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比如说对城墙的看法。城墙的属性是什么？当时被认为是封建帝王统治者防御农民造反的阶级斗争工具，是封建压迫的象征，因此拆除城墙是政治上的需要，没有认识到城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都城建设和建筑艺术上的一个杰出成就。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城墙确实对交通造成了很大的问题。那时东郊的工业发展起来了，而住宅、办公楼都在西郊，东西交通量大大增加，都要通过旧城进城再出城。过去进城要先进瓮城，瓮城的门还在边上，从瓮城进去之后再进正门，然后才能进到城里去，出城也是先进瓮城，再由瓮城的边门到郊外去，出了城以后在城墙外头还有一圈铁路，过了铁路以后是一圈护城河，护城河上就是那么窄的小木桥。所以当时的交通就是挤得一塌糊涂。当时西直门差不多每天都要出交通事故。在1950年12月的时候，就决定要开几个豁口，从东到西一共开了6个豁口，有的先开在城门的一侧，以后又开另一侧，后来交通量又增加了，怎么办？最后就把城楼端掉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实际问题。而且当时开国大典已经开了，国徽也出来了，国徽上是天安门，这就说明天安门是政治中心，如果你的行政中心要放到西郊，这就不一致了。所以行政中心就在旧城，就在天安门，这个形象已经是定了，不能再有别的什么中心了。

另外，当时的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如果说在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即使能挤出一点钱到西郊去建点房，到那里去办公，那么旧城就更没有钱去维护了。你不去使用它，它就会衰败得更快。

今天我们过了50多年回过头来看，这样做有什么弊病呢？当然有。最大的弊病是“首都”与“古都”空间上的重叠所带来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以及人口、环境、、交通和“单中心”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这个矛盾，处理好个体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我们也有处理得好的典型，像天安门广场，像北海大桥，都是成功的典型，当然也有一些败笔。但只要我们精心研究，多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是完全有可能处理得更好一些的。 

姚敏：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北京今后的发展要逐步从构建现代国际城市发展到世界城市，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区别？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城市，您如何看？

张敬淦：“世界城市”这个概念在国际间通常被理解为世界经济控制中心。全世界的国际城市呈一个体系，世界城市是在这个体系中对全球（不是局部地区）有巨大辐射力，特别是在经济、金融上有控制性影响的顶尖的综合性城市，比如说纽约、伦敦。就连东京还曾经表示说自己不够“世界城市”的资格，连巴黎也排不上，巴黎在经济上的作用不能跟纽约、伦敦比，它主要是文化上的优势。

世界上的国际性城市，如果从功能来讲，一类是综合性的，像纽约、伦敦、东京，它们既在经济上影响很大，同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也较大，包括巴黎在内。还有一类是在某一方面带有专业性的，比如有的是国际会议中心、有的是艺术中心，比如香港是金融中心，像悉尼、布鲁塞尔、新加坡，这些都是属于专业功能性的国际城市，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起较大的作用。北京在国际城市体系中的定位，在功能上毫无疑问是属于综合性城市。

如果从发挥作用，对全球的影响力来讲，一种是对全球有影响的，还有一种国际城市只能在世界的某一个区域发挥作用。拿北京来讲，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它的影响还不是全球性的，只是在世界的某一个区域（主要是亚太地区或者更大范围，但还是个局部区域）有重要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城市。

从城市的总体水平来讲，我们的建设目标不能保守，定位不能定得过低。现在北京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1993年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对城市发展目标的提法为“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这个提法接近于“世界城市”，也是起点相当高的，但是比较含蓄，而且在理解上具有灵活性。我觉得这个提法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次修编总体规划之前搞了一个空间战略规划，曾经提出把北京的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在“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其中“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三个都没有问题，关于“世界城市”的提法，很多人从不同的方面提出质疑，我也写过文章，认为不合适。之后，总体规划上报到国务院，最后国务院的批复里头还是定格在“国际城市”，所以现在已经把四句话中的“世界城市”改为“国际城市”了（见《北京规划建设》2005年第2期第53页）。

关于世界城市和国际城市的区别，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里头顶尖的，只是极少数的，不能随便提。国际城市也不是自封的，尽管没有一个认定的统一标准，但需要得到世界公认的，所以客观上是有条件的。因此，一个城市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是否提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应根据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综合市场竞争力、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城市管理水平等条件的国际化程度来考虑其可行性。

姚敏：前门作为北京的一个传统商业区，在新的城市发展中应该如何定位？前不久社科院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这对前门的商业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敬淦：新修编的总体规划把前门地区（包括大栅栏、琉璃厂）定位为：现代商贸与传统商贸有机结合、功能互补的商贸文化旅游区。大栅栏地区商业和民居等建筑虽然已经年久失修，由于这个地区业态丰富，老字号云集，历史遗存众多，仍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解放前的街道、胡同和城市空间形态，现已被划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并且以煤市街拓宽为开端加以整体的保护、整治与复兴工程已开始实施。大栅栏的改造，包括煤市街的拓宽、13条重要历史街巷的整合、80多处历史遗存建筑的维护、大概还有100处民居四合院的保护和修缮。竣工以后，不但危旧房屋将得到改造，并且将形成3条景观带、7个特色旅游片区和10个重点旅游景点，使大栅栏地区成为一个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以中华老字号集中和品牌专卖店为主要商业形式的综合性商业区。现在已经采取了措施，如果能够实现，将来前门大栅栏地区就成为旅游区了。

姚敏：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在旧城改造中命运如何？对于四合院这种占地广使用起来不太经济的民居类型，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呢？

张敬淦：这是最近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胡同、四合院的保护，过去重视不够。前不久我去市政协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关于名人故居的保护问题。北京有很多名人故居，现在有的已经给大铲铲掉了，以后怎么保护？还有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四合院，带花园的、带些池塘、假山的四合院怎么保护？长期以来，除了对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进行保护以外，仅对集中的象南锣鼓巷、西四北等几片质量好的四合院进行重点挂牌保护，而分散在各处属于非文物保护单位的、质量好的、较好的和经修缮尚可长期使用的四合院，在大规模危旧房改造中与相混杂的危旧房一起被推了平头，大批地被拆除了。

如果从单纯经济观点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四合院民居占据着城市中心区大片最宝贵的土地，土地又没有或很少产出，因而是不经济的。过去只是认为，四合院保留几处好的，给后人看看就可以了，其它的总是要新陈代谢，总是要变成新建筑的，所以就没有过多地去加以保护。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如何看待四合院的价值？四合院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细胞，是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同绿叶与红花的关系一样，四合院是衬托着巍峨雄壮的宫殿和丰姿多彩的各类古建筑的背景，它与独居中央、金碧辉煌的故宫，与五亭屹立、居高临下的景山，以及与整齐规整、分立两厢的街巷胡同，加上蜿蜒曲折的河湖水系和郁郁葱葱的绿地系统，构成了一个古都风貌的整体。如果四合院绝大部分都被拆掉了，换成一幢幢五六层的红砖楼房住宅，那么不但毁掉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城市的整体景观就变了样，原来的古都风貌将不复存在。丧失了历史风貌，北京将失去城市魅力，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将不再成为全国和世界人民向往的城市，也将不再成为国内外投资的热点。如果算经济大账，这个有形无形的巨大损失，与四合院土地没有产出或产出相对较低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因此，必须坚持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原则，把未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质量好的和较好的四合院也都好好保护起来。

姚敏：类似万通、天意这样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未来的北京城市发展中会不会从中心城区迁出呢？它们与一个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格局相符吗？

张敬淦：市场存在、发展的依据是社会需求，是个供求关系。小商品市场不但现在需要，将来也是需要的。但是它存在、发展的空间位置，则取决于城市集聚的内在机制或集聚的规律，即吸收和巩固有能力在中心城区生存下去的利益主体，排斥和淘汰那些没有能力在中心城区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利益主体。因为企业要想在中心城区立足，是要靠支付高昂费用来维持的。北京的小商品市场将来如果经营得好，摊主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就会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有可能部分地甚至全部从现在的繁华地区被排挤到中心城区的外围或边缘集团，有的就可能被迫迁到远郊区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是由国际城市的发展格局决定的。即使是国际城市，也是存在这种小商品的需求的，是可以做出妥善的空间安排的。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也存在着跳蚤市场和小商品市场。至于它的位置，就要看所在位置的地价、房价、摊位租赁费和其他各种费用的支出，以及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支付能力而定。

姚敏：新公布的《北京交通发展纲要》提出了要以交通发展来引导城市土地开发和城市拓展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如何看待交通发展和城市规划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还会出现像回龙观、天通苑这样的“封闭型大院”呢？

张敬淦：我赞成以交通为先导，来引导城市土地的开发，以及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功能布局的优化。这正是过去做得不够的地方。新修编的总体规划提出，“积极推广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土地开发与交通设施建设相互协同，建立以公共交通为纽带的城市布局及土地利用模式”，这是这次总体规划提出来的，是对50多年来交通发展与城市土地开发之间关系的总结。其实，回龙观和天通苑的开发也是由13号线的城铁引导出来的。回龙观和天通苑的问题不在“封闭型大院”，而是在于开发住宅的同时没有相应发展生产企业和服务业。没有产业，居民都得回城里来上班，节假日的时候还好一点，平时上下班的时候过于集中的人流车流，造成交通拥堵，特别是天通苑的交通问题没有解决好。

姚敏：通过发展多中心，是不是也是要解决一个产业配套的问题？

张敬淦：对，这个很重要。国外的城市规划往往把就业问题作为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过去的总体规划里很少考虑的。因为过去我们是计划经济，没有一个就业的问题，国家分配在哪就到哪儿了，所以规划中长期不重视就业问题。虽然如此，但在规划上常常是在工业区或者机关单位集中的地方安排相应的生活区、住宅区。当时这些住宅区规模都比较小，除个别的超过100万平方米以外，大多三五万平方米，住几千人，大的二三十万平方米，住一万多人。而现在天通苑、回龙观的规模都达到600多万、800多万平方米。你规划这么一大片让大家都到那里去居住，规模那么大，几十万人，相当于一座城市，但是你又不就地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都让他们进城，那交通还不出问题？发展多中心，目的就是分散，不要都往中心城里挤，所以就要同时解决好一个就地居住、就地工作的问题。

姚敏：有人提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现有的城区功能在设置上有很大的重合性，因此提议将它们合并，您认为这可行吗？您如何看待新规划中对城八区的功能定位呢？

张敬淦：城区现有四个区不但功能重合，而且其所辖人口和建成区面积与近郊区朝阳、丰台、海淀来比，差距越来越大，城区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均衡，也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南部比较落后，所以现在政府提出来要振兴南部城区。因此调整行政区划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有两种调整方案：一种是大合并，将现有四个区合并为一个区。这个方案区的规模太大，人口将达到200多万，这个区与其他区之间的规模差别过大，区的任务也过重，首都的职能控制过于集中，都集中在这个区，那区长的职责不亚于市长，太集中了。另一种方案是改设两个区，将东城与崇文两区合并，西城与宣武两区合并，撤消崇文区和宣武区的建制。这比东城与西城合并，崇文与宣武合并更有利。这个方案的好处，一是每个区规模适当；二是资源配置较为合理；三是可以改变目前南部城区较为落后的状况。过去社科院有个课题，我在参加评审这个课题的时候跟他们讨论过。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设想，我赞成。

新修编的总体规划对城八区作了功能定位，不但对城市的重要功能作了分工，而且也体现了相互的协同配合，功能定位是合理的。其中东城区是北京市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西城区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因为中南海在那里。这里我有一个看法，总的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我认为西城区的功能应该加以补充，它也有国际功能。北京将来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它的国际功能不仅仅在朝阳区和海淀区、丰台区，更主要的是在西城区，因为中南海在西城。国际交往不光是做生意，玩，来演出，主要是上层的接触，是国家党政机关首脑之间的接待与交往。所以我建议将西城区的功能定位补充为“西城区是国家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主要载体”。

姚敏：城市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最近有报道说目前深圳的人口规模已经差不多接近饱和，所以政府会采取相应措施加强控制，北京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张敬淦：城市化的过程有着一般性的规律，即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发展比较慢的初期阶段，城市化率小于30%；第二个阶段是人口向城市迅速集聚的中期加速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到30-70%；第三个阶段是进入高速城市化以后，城市人口比重呈现增加、但是又趋于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差不多达到了70-90%，那个时候人口不再增加了，平稳了，甚至于减少了。西方好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在不断地减少。这是一般的规律。据调查，2001年北京城市化率全市已经达到了69.5%（2002年已经超过70%），已基本进入后期阶段，但是北京市区与远郊区差距较大，近郊区城市化率达到了89.4%，早已进入后期阶段，远郊区县平均只有33%。平谷、密云、延庆、顺义四区县更在26.5%以下，还处于初期阶段。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市区空前发展，特别是申奥成功以后，奥运工程的建设蓬勃发展，而远郊区城市化相对滞后，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扩大。农民年均纯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985年为85.4%，到1990年是72.6%，1995年为54.7%，2000年为45.3%，2001年为44%，年年下降。15周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近郊区是3.1%，而密云、平谷、延庆都达到11.6%以上。远郊区越是落后，市区的“磁力”作用就越大，人口控制就越困难。但是北京对人口一直采取有控制、有引导的方针：一是通过计划生育和严格审批进京的迁移人口；二是向郊区新城和城镇疏散市区的产业和人口，大力加速郊区的城市化进程，严格控制市区的城市人口，努力控制首都人口过快增长。

姚敏：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营城市”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敬淦：“城市经营”最开始是从大连提出来的，后来青岛、上海、杭州等城市都跟着上。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和十二届人代会提出号召和新要求后，北京也跟着学起来。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城市经营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一开始从理论到实践总是不完善的，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探索，一些做法还需要规范化，有关的规章制度有待改革，再有各个地方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做法，所以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需要不断扶植，不断引导，不断讨论，不断纠偏，这样才能有利于按照十六大的精神，鼓励对新事物的探索和创新，保护各地进行各种创新尝试的积极性。

姚敏：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中国城市网总编室姚敏根据录音整理，摄影：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