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与老师有缘是我们的福分

悼念中国文化地理学开创者王恩涌先生

聂晓阳

长涛汇悦读 2023-02-02 21:53

2023年1月30日，远在深圳的李贵才师兄忽然和我联系，问我能否一同去北京，看望正在北医三院住院的王恩涌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担心，但自己身在瑞士，无法成行，只能拜托贵才师兄代为探望，同时心里隐隐有一丝不祥之兆。

2月2日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多，我一睁开眼就抓起手机，看到贵才师兄几个小时前发给我的信息：先生今晨走了。

我默默地起床，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天并没有全亮，整个屋子依然笼罩在黑暗中。我拼命回忆和王先生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很多细节潮水一般涌现在我的脑海，泪水也一遍又一遍模糊了我的双眼。

1993年春，我怀揣着一封赵荣老师写的推荐信，从票贩子手里买了一张火车票，人生第一次去北京，就是为了见王恩涌先生。那时我西北大学即将毕业，刚参加完北大研究生统考，虽然总分排名第三，但数学不知怎的却不及格。到京后，我一下火车即通过街头的公用电话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在电话里说：你今晚就来，明天一早我要出差。

后来我才知道，王先生在第二天早上出差前给北大负责研究生招生的老师写了个纸条：聂晓阳是我满意的研究生人选，我招研究生不要求数学成绩。以王先生的声望，这张纸条顺利地扫除了我读研之路的所有障碍。

2日，收到王先生去世的消息，已经从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任上退休的赵荣老师回复说：人终有一别，但对老师的仙逝，还是悲痛万分。他说：“王老师是一位有智慧的学者，一位睿智的长者，是我们的导师和恩师。能与老师有缘是我们的福分”。

王恩涌先生1927年出生于安徽凤阳临淮关镇一个商人家庭。临淮关镇春秋时为即钟离国都，庄子曾在此观鱼并留下《秋水》美文。这里还遗留有戚继光的点将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名镇和军事要塞。但关于小时候王先生给我们讲述最多的，是他小时候从祖父和母亲那里得到的温暖和关爱。

王先生小时候受过传统的国学教育，后来又在蚌埠读中学。1944年，在抗日战争的战火阴影中，他步行七天七夜，离开日据区到达当时的安徽省临时省会立煌县就读第六临时中学（位于现金寨县古碑镇傅湾）。抗战胜利后，他转入南京金陵中学就读。1949年，他作为解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理组并入北京大学，王先生1953年毕业后即留北大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

地理学一直把人地关系作为研究主题之一。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一个研究地表一个研究地球内部，更重要的在于一个主要研究地，另一个主要研究人地的互动关系。但是，在1979年改开之前，人地关系研究在中国却一直是一个科学禁区。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就曾因为“运用资源/人口公式”提倡“节育优生”受到点名批判和发配流放。

然而，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引出的一系列全球性环境、人口、资源问题，地理学如果不研究人地关系又怎么体现自己的学科价值呢？在中国，王恩涌先生是最早为此发声的学者之一。他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曾率先打破沉默，在一个“内部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的“生态危机论”，提出应注意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问题。和胡焕庸一样，他也立即受到了批判和发配。

1972年秋，由于恢复招生工作需要，北大将王先生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回，让担任地理系教改组组长。如何以此为契机，让恢复招生后的地理系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王先生开始了细致的调研。最后，他决定从60年代世界上层出不穷的环境污染问题入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将“环境问题“作为未来地理学发展的主方向。为此，他向学校提出将自然地理专业转向环境保护方面的设想，并动员教员们制定了新的专业课程方案。

1973年，北大自然地理专业开始以环境保护方向招收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随后，借自然地理专业成功转向的经验，他又与系里相关的教员商定将地貌专业与经济地理专业转向地理信息系统和城市规划。

王先生作为当时地理系主要负责人设计的这一专业框架，不但引领了全国院校地理专业的发展，而且也越来越被证明具有非凡的先见之明。2015年，北大经济地理专业庆祝成立60周年，王先生作为“经济地理专业创始人之一”应邀讲话。北大校领导在讲话中表示，过去十年里，北大原地理系教师和毕业生中，先后有4人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承担讲解任务，在全国高校独树一帜。王先生的远见卓识，仅从这一数字就可以窥见一斑。

1981年，北大决定送王先生出国进修。他当时已年过半百，几番推脱，但学校仍坚持原议，他只好放下工作，学了一年英语，于1983年去加拿大进修一年。在他进修的不列颠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文化地理课的教授曾访问过北京大学，与王先生算是旧识，所以王先生和他的交流也最多。

回国后，他将国外带回的书籍进行整理，并翻译了其中一本文化地理教材。王先生本来的想法，是把这本教材提供他人，以便在国内地理系开设此课，但当时无人接手。后来，在北大同事卢培元教授建议下，王先生先是在北大分校地理系内试讲，随后才正式在北大开设了文化地理学课程。

再后来，他根据国外的教材以及自己的教学经验出版了《文化地理学导论》一书，这本书成为国内开始认识文化地理学意义的开山之作。1992年，王先生发表《“人地关系”思想——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的思考》，为多年的人地关系研究禁区做了彻底的终结，也为开创了新的“人地关系论”研究确定了明晰的科学脉络。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王先生在临近退休之年才真正进入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安流的局面》，马文·哈里斯的《文化起源》，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法国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中的“三个时假说”等等，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王先生曾告诉我，“在尝试使用地理的知识和角度去探索中国历史和文化时，我逐渐形成了清晰的人地关系分析主线——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文化，而制度文化又影响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意识文化；反过来，思想意识文化影响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影响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影响地理环境。”我想这应该作为他的一个重要思想而受到更多的重视。

王先生曾说：“在我开始进入文化地理时，头脑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想法，那就是能否也可以用地理的知识和角度去探索中国文化，以解自己头脑中存在的种种疑惑“。后来，他在九十高龄时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用地理视角解释人类文明的差异性问题。在这方面，他的探索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一直坚持地理科学的综合观，淡化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应用地理学的人为边界。他曾在纪念陈传康先生的文章中说，综合地理学研究需要雄才大略, 这就使很多人望而却步, 真正能坚持这一主流方向并有所建树的地理学家并不多见, 陈传康教授就是其中一员大将。王先生举例说，陈传康先生与杨吾扬先生等合作完成的“中国公路自然区划”，不但开地理研究成果进入国家法规的先河，而且也是综合地理学思想的一个典型成果。

我1993年入读北大跟跟王先生做研究生时，王先生和陈传康先生共用一个办公室，那间办公室里到处都堆满了书，但似乎以陈先生的书为多，王先生的书都堆在自己家里的书架、地上和床上。我们平时上课，更多时是去王先生位于北大东门外中关园的家里。那时候王先生家有三个卧室一个餐厅，师母用最大的那间，在附近上学的小孙子用最小那间，中间大约十平米左右的书房兼卧室就是王先生用，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很多倾听、讨论的美好求学时光。

现在想起来，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一屋子的书。由于屋子不大，王先生的床是一个单人床，但那张单人床的一半也堆满了书。在王先生家的餐厅，我们也多次和王先生一起用餐。他和师母吃饭都很简单，比如我们吃火锅，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物料一锅煮，然后放点调料拌着吃，这后来也成为我自己经常照着做的吃火锅的方便法门。有一次吃饭时，我先生还特意回忆其在北京山区驻村的经历，说过年给老乡家送了些自己包的饺子，结果老乡从来没吃过，把饺子煮成了一锅粥，还一个劲儿说真好吃。

后来参加工作后，我每年过年前都请王先生吃顿饭，他总是以不愿多走路为借口，挑家附近的便宜馆子，但吃完饭他又愿意陪着我一边走一边聊天。物质享受从来不是他的追求，他最放在心上的，是天下大势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地理学道理。

我读书那会儿，王先生和陈先生实际上都已退休，但在办公室也经常能看到王先生，而陈传康先生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穿梭各地考察讲学。和王先生的儒雅相比，陈先生似乎更加洒脱，他甚至更愿意学生们叫他“阿康”。印象中陈先生曾印过一张名片，上面十多个学术头衔一个不用，只用四个大字介绍自己：粤东游子。而王先生在我印象中从来就没有用过名片。我想，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人却能相互引为知己，源于他们内心都有一颗坦荡、光明的学者之心。

令人痛惜的是，陈先生英年早逝，享年仅66岁。而曾教授我们“区位论”“交通运输地理”等课程的杨吾扬先生，也在承受阿兹海默症的痛苦中于2009年去世，享年76岁。几位先生的相继离世，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学科的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

2010年左右，在李贵才、王仰麟等众多师友支持下，现在担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社长的刘祚臣兄和我一起整理了王先生几十年来发表的各类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好评，很多人正是从这本书里认识到文化与自然相互塑造彼此成就的有趣规律。时任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司司长的魏小安在一篇评论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王先生的几篇文章，拜读之后大吃一惊。于我而言，这几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人文地理学的角度……”。

王先生70年的同窗和好友厉以宁教授为这本书写了序。他们都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后来又在北大成为同事。有一度厉以宁在经济系受到排挤，丁石孙校长专门为他成立了北大管理科学中心，丁自任主任，厉以宁和王恩涌同任副主任。后来厉以宁教授以该中心为基础历尽艰辛创办光华管理学院，王恩涌老师也在背后默默地给予了一个好朋友的大力支持。

请允许我摘录厉以宁先生这篇序文的内容：

王恩涌教授是著名的地理学家，60多年前，我们都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在学校时，他比我高一个年级。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地理系，受业于林超教授。我先参加工作，稍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理系并入北京大学。我们两人大学毕业后又先后留校工作，成为同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受到冲击。那时，北大的“造反派”把我们俩都放在昌平十三陵一个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有一次，我们因要返校回家取粮票，请假获准。路上两人不仅回忆了高中时代的往事，而且更多地对眼下形势发表看法，彼此观点一致，这样也就成为了好友。到了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科学管理中心，丁石孙校长任主任，我们和陈良焜教授三人被任命为副主任，在一起合作了十多年。我们一起从事过环境保护、林业建设、草原承包制等科研项目的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重生产轻生活，在实际工作中又容易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现在，在对市场、机制、结构等进行转型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注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人文关怀，强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认为环境、生态是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人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在文化地理学者那里，本来就是一个终极的追求。文化地理学中的人地一体的综合观点，以及对人和人类群体行为的重视，都是值得经济学和别的学科参考借鉴的。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心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低碳经济、生活质量等问题，文化地理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王恩涌教授曾经有一个比喻：如果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无形的手”，那么，地理学的规律就是决定区位优化的“无形的脚”。在不同时期哪些地区会率先得到发展，人口、聚落和各种空间现象会如何流动、聚集和扩散，资源、环境和发展如何在局部和整体进行布局和调适，这些都涉及到过去我们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的“无形的脚”。告别任凭经验的漫游，走向科学的选择和定位，这正是王恩涌教授所提倡的，也是这本书所希望给读者以启迪的。

其实，“无形的手”和“无形的脚”是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无形的手”说的是市场供求规律在自发地起调节作用，“无形的脚”强调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对适应自己要求的一种自动的选择；如果没有这种自动的选择，市场怎么能够合理地、有效地配置资源呢？

世界上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王恩涌教授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人从来不是由路指引的，而路则是人走出来的。知道自己脚步应该迈向何方，这是一个多少了解文化地理学常识的人的理性选择。

兹以这篇序言纪念我和王恩涌教授60多年的同学之谊。 

在查阅《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一书出版前后资料的时候，我在我的笔记本上也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上面写着讲话人是厉以宁，时间是2009年某日，场合似乎是厉先生表达对于王先生新书草稿的看法。但是，这段话是不是厉以宁说的以及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也记不确切，但觉得有些价值，所以录在下面供参考：

联合国气候大会，实际上就是研究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地关系早就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传统的发展观重物轻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生态也是一种经济。经济学家更要研究环境保护。要懂得人。我这几天在关心什么呢？关心要让农民充分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样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在阻碍着？就是城乡二元体制。所以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农村调查，怎么能二元体制改掉，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城乡二元结构从古代就要有，城乡二元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才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以中国来讲，从宋朝以后，基本上封建社会就已经定形了，当时有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我举一个例子，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当时是从东晋开始，然后宋齐梁陈、大量的北方人、山东人、河南人逃亡到这里来，特别到宋人，北宋时代，金兵占领了华北一带，河南、山东一带人，往江南跑，南京成了定居的，跑的目的地。当时没有城乡二元体制，河南山东的农民跑到江南一代，在城里当学徒的当学徒，做工的做工，买房，开店。山东的人到江南，买地、租地、建房，都行的。城里的可以住到农村，农村的可以搬到城里。最近看到一个电视剧《闯关东》，《闯关东》就是讲这个，清朝末年，很多人到东北，他们愿意在东北城里住就在城里住，愿意到农村就到农村。正因为没有城乡二元体制，东北很快就开发出来了。但是城乡二元体制就不同了，58年，户口一分为二，农村户口、城市户口很快就分出来了，农民在二元体制下不知不觉就降到了二等公民的地位。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二元体制及其附属的户口等制度，厉以宁先生当初就曾为了把夫人的户口迁到北京大费周章，遭受了不少委屈。当然这是题外话不多赘述。

2021年春天的一天，我在瑞士正开车等绿灯，忽然手机一响，原来是王恩涌先生建了一个微信小群，里面有70岁的北大教授许学工，有80多岁的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许学强等前辈。看到群里大家纷纷向94岁的王先生问好，我也赶紧靠边停车，发去一大段问候的话，但王先生始终没有任何回复。

几个月后，有一天王先生忽然发给我一段令人费解的信息，我赶紧回复，但王先生却再无音讯。后来又打过几次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就是关机。后来我才联系到王先生的家人，得知疫情以来老人的阿兹海默症日益严重，原先想一想还能认出几个人，现在除了老伴儿谁也不认识了。随后，我和王先生视频通话十多分钟，我说了很多人的名字，他只是嘴里缓缓地说：不记得，不知道……声音还是那么熟悉，还是略带皖北口音的普通话，但我怎么也难以相信我的老师已经深深地沉浸在一个未知的混沌世界了。

我的眼睛湿润，回想起很多关于他的细节。我可以算作是他最小的关门弟子，但无论是在他身边读书还是后来毕业后去看他，我在他身上总能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平等、尊重和谦和。每次坐在老师身边，我也都有一种身心如洗、归零充电的东西，就像当初毕业和老师道别时一样。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王先生在我毕业之际送我的一句话：在工作上，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挑100斤，那么就只挑80斤，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在待人接物上，如果你觉得应该给别人100快，那么就给120块，这样才能广结善缘。

后来有一天，前西北大学校长、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老师看到我微信里发的有关王先生的信息，给我发来信息，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和王恩涌先生一起访问过设在南京的中美文化中心。陈老师一说我才想起，当时我正在那个中心就读，我在那里学到太多东西，也一直感恩王先生丝毫没有犹豫就送我去那里学习一年。

在得知王先生去世的消息后，陈宗兴老师发来这样的悼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老师千古，一路走好！他还特意嘱咐说：我不在北京，可否代为敬献花圈，以表哀悼？随后他又再次叮嘱：请务必落实，以表悼念！

2008年12月，北大新传院徐弘院长主持出版了《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一书，我在这本书里详细回忆了我的北大生涯，并提出对我所需专业和现在从事工作联系的一点认识。我在回答提问时说：当时我读的是城市与环境学系，前身是地理系。地理学包含理科、文科、工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而新闻恰恰是一门对综合性背景要求很高的职业，一个好的职业记者看待问题不能用一个过于专业、狭隘的角度，而是要从一个综合、平衡的角度去看。从专业背景来说，我觉得，学地理的学生、尤其是拥有地理视角的人文地理的学生更容易适应记者这个职业。

我实际上是在说：地理学塑造了我观察、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框架，而王先生所给与我的培养，让我能够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能安心踏实地做好自己。

谨以此文悼念王先生。很多细节来不及一一回忆和记述，我的只言片语也不足以概括王先生丰富深邃的一生。惟愿先生九泉之下，终得安息。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讣告

王恩涌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恩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日6时2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王恩涌先生1927年11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凤阳县。1949年入读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曾担任系秘书、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长期从事北京大学地理学科建设与管理工作。于1994年4月退休。

王恩涌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对北京大学地理学科的建设与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地理系在上世纪70年代率先开创了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和遥感应用等学科新方向。他参与创建北大环境科学中心和管理科学中心，促进了北大交叉学科教学与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从自然地理学方向转向人文地理学方向的教学和研究，率先开设《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课程，他撰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教材，分别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优秀教材一等奖，推动了我国人文地理教育新发展。同时他也关心地理知识的普及，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地理学科普论著。

王恩涌先生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杂志副主编等社会兼职，为中国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获“中国地理学会科学技术奖—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北京大学教师最高荣誉—“蔡元培奖”。

王恩涌先生学风严谨，勇于创新，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他的一生，是坚韧奋斗的一生、光荣奉献的一生！

遵照王恩涌先生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谨此讣告，共寄哀思。

深切缅怀王恩涌先生！王恩涌先生千古！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2023年2月2日

社会各界唁文敬请电邮至：liuping@urban.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