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的

数理哲学与美学特征

卢涛1  李先逵1

1.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数在中国古代具有哲学含义和象征意义。社会秩序与政治统治的要求，数理又被赋予礼制的秩序。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将数理哲学和礼制含义用于城市布局、空间组织、纪念建筑物设计之中，显现出整体美、秩序美、和谐美、中和美、寓义美、礼乐美等美学特征。

关键词：都城；数理哲学；礼乐秩序；美学价值

THE FEATURE OF THE MATHEMATICAL LOGIC AND THEAESTHETIC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APITAL PLANNING

LU Tao1, LI Xiankui1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400045)

Abstract: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apital planning, the mathematical logic and courtesy implication are used in the urban layout,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emorial building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feature

of the beauty in entirety, order and harmony．

Keywords: Capital Town; Mathematical Logic;Courtesy; Aesthetics

中国古代都城有三个方面的功能：政、理、仁。政即是为政治服务，理体现各种城市规划制度、等级、则例、法原等；仁是调和城市各方面及其与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协调。规划中常借用数的哲学、象征意义及礼乐精神来表达社会秩序的礼制要求、伦理政治的统治目标以及对宇宙和谐的向往，以实现这三个功能，从而使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意象显示出成熟规划理性和始终如一的人文精神，并呈现出独特的整体同构、差序格局而又礼乐和谐的象征主义美学特征。

1 数的哲理

周易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韧，奠定了古代数理哲学的基石，其对数的表达，使数具备了哲学思想和象征意义。

1.1数的时空观

《易经·系辞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① 文中太极指元气，即宇宙之整体，两仪即天地阴阳，四象则表示四时四方，八卦象征构成物质世界的八种成分，并分配于四方四时。这种以八卦数到的象、数、理来体观对世界观的认识，表达了古人对空间与时间一体化的“天人合一” 思维模式（世界图式），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及其单体建筑设计中“法天象地” 设计构思的理论依据。

1.2 数的阴阳之义

数的阴阳来自中国阴阳太极的宇宙发生论，根据《易·系辞》记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②因此以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又称为阳数、生数；以二、四、六、八为地数，又称为阴数、成数。周易对数的解释，表明数有奇有偶，阴阳相错，生成相合，而造成千数万物之变化。同时，周易衍生的八卦认为阴阳是相对的，阳数、阴数位于不同的卦位，阴阳又有别，如六爻在乾卦为阳爻，在坤卦则为阴爻，体现了古人对立统一的整体辩证思维。另外，阳数、阴数序列中九、六为老阳老阴之数，以下则为少阳少阴，中阳中阴，所谓“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数的阴阳层次性的解释是其礼制表达的基础。

1.3 数的五行方位及“中五”思想

河图洛书不但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世界观。而且方位的不同与五行结合起来，构成相生或相克的思想（图1）。河图与洛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五居中央，反映了“以五为中” 的思想，同时每个方位所展现的数都是一奇一偶，表达天地相配，阴阳和平之意。而《周易》中将九与五结合称之为“九龙在天，利见大人” 的瑞祥组合。而图中数字无论按对角线、横线或竖线相加都等于十五，而十五又是由三个五相加而得，因此构成“叁伍错综” 吉祥之义。

图1　河图与五行相生（上）、洛书与五行相克关系图（下）

1.4数的运理

数存在着运理。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人认为三是生数，繁生万物，以天、地、人为三材，日、月、星为三光。《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叁天两地而倚数。” 叁即三。天数三与地数二之比为“材分”的基础，而在老阳之数“九”与老阴之数“六”结合运用，又反映阴阳合德的思想。卦象之间存在着的运动过程及不同易卦所具备的相应原理与义蕴和数的阴阳划分一道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象、数、理的统一，对中国古代社会礼制秩序及古代都城规划产生巨大影响。

2 数的礼乐精神

数理的哲学内涵与社会秩序、政治需求以及儒家的伦理道德相结合，构成了数的礼制秩序与和乐精神。

2.1 社会秩序的礼制要求与数的礼制秩序

中国传统社会呈差序格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同时形成以家族血缘关系的宗法观念和政治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维护家庭伦常与社会等级关系、严格上下尊卑秩序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周朝灭殷之后，制定了周礼，其核心即是区别尊卑贵贱，建立等级秩序，周礼成为指导安邦、治国、齐家、修身的绝对精神支柱与处世信条。史载：“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记》说：“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府、诸候五、大夫三、士一……。此以多贵也。礼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礼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候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候台门，此以高为贵也。”这里的“多”、“大”、“高” 都以数的差异来体观，从而使数具备了礼制含义，再结合数的阴阳、五行方法，共同构成纯熟的数理礼制秩序体系。表现在三个方面：

（1）阴阳礼制：阳为尊，阴为卑。因而古代都城中门、阙、殿的布局均用阳数，礼制建筑设计也以阳数来表达尊崇的象征含义。阴阳礼制反映的是古人的伦理观念。

（2）方位礼制：“中五”为尊，四方四维为卑。反映的是古人的空间意识形态。古代都城中宫城位于城最中心位置，而且以五门之制来强化其居中的地位，即自外郭城门至宫内燕寝，共设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等五重门阙。明清故宫保留了天子五门制度，在南北中轴线上，正阳门至太和殿之间，从南向北布置了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五座门殿，以体现王者居中的思想。

（3）差序礼制：以阳数、阴数之大数为尊，老阳之数表达礼制的最高等级，自此以下阳逐次为卑，即所谓“自上而下，降杀以两，礼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自五至卿大夫，固各位不同，礼亦异数。” 而运用数的差序礼制，将古代都城从用地规模、布局、殿堂数量、堂阶尺寸、台基高度、屋舍高度、面阔门数、进深架数等等都纳入了礼的规制，形成礼制秩序的城市制度、宗庙制度、门阿制度、堂阶制度、屋舍制度、构屋制度。如《春秋典》：“（城）天子九里，公七里，侯五里、子男三里”。反映了古代的城市制度中的差序礼制。差序礼制表达的是古代社会的宗法礼仪。

2.2 政治观念与数的象征性

古代都城是君主进行政治统治的中心，其规划建设必然反映政治的需求。而数的象征性与数理礼制秩序，提供满足了这一要求的表达方式。

（1）数的方位与中心政治意识。《周礼》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宫分职，以为民极”。正位，就是正礼制等级之次序，以达到礼治的目的；辨方则是为正位服务的。天子自认为自已居于大地的中心，统治着四方的蛮夷。数的方位秩序的运用使其政治意识找到了理论的根源，并以数的方位象征意义来强化中心政治要求。明清故宫是“择中立宫”的典型范例。整个宫城位于三套城廓的都城（内城）之中，而外朝三大殿又处于宫城之中。等级最尊的太和殿，集中了所有的与“位”、“数”有关的优势：在朝向上它坐北朝南；在座落上它踞于宫城中轴线的核心部位，并构成都城中轴线的高潮；在位序上它体现出“前朝后寝”的尊位，在内外关系上它的前方铺垫着五重门殿，吻合“天子五门”的隆重规制。③ 同时，太和殿前自永定门箭楼到太和门的九道门阙，与五重门殿一道反映“九五”之尊的中心布局含义。从而表达的天子居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达到统治安民的目的。

（2）“人符天数”表征等级政治准则。古代统治者宣扬“人符天数”，象征人之命运上天自有安排，从而统治约束诸候臣民。如“上公九命、以九为都”，“而候伯子男以下，皆依命数”。因而周王朝中天子都城以及后来封建社会都城规划中大量运用老阳之数，以显示最高等级统治的象征意义。

（3）“象天法地”的顺民政治作用。中国古人自古对天祟拜，统治者则利用这一心态，将都城规划建设顺应天象，皇宫置于紫微星，而将民众居住地置于天罡、地煞之地，表达天有天王，地有人王，其统治权利天经地义的含义。这种天人感应”、“象天立宫”不仅表达了人们对神仙境界的向往，而且教化民众顺应天象，服从统治。例如唐长安城一百零八坊即是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之合数，同时三十六取象于《周易》太阴六六之数，象征大吉，而七十二是《周易》立数原则“叁天两地” 的衍生，为天地数最大者九与八之积，表达天地交泰、至美至善之义。

2.3　数理哲学的礼乐作用

（1）礼乐的艺术特质。“礼别异，乐和同”。古代社会礼制法则的核心精神是秩序与和谐，即礼与乐。古代都城规划中礼乐秩序以数理来表达，产生强大的艺术力量，反过来，其持久的艺术影响也强化了数理的礼乐作用。数理哲学所反映的礼与乐也是一种阴阳关系，阴阳有序以为礼，讲究秩序和伦理，为阳，表达礼的美学特征；阴阳交错以为乐，讲究和谐和审美修养，为阴，表达乐的美学特征。古代人们对乐的追求还反映在音乐、绘画、园林艺术等方面，古代音乐中“宫、商、角、徵、羽”五音即与数的五行相对应，而黄钟律又用老阳之数“九”与老阴之数“六”，以寓阴阳合和。宋代还出现了律尺与营造尺合二为一的情况，反映了传统文化与数理哲学结合的礼乐表达。

（2）“阴阳合德”思想的伦理作用。古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是统治阶级追求的目标。所谓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归顺、朋友有信。都城规划中，常常运用“九六”之制的合德寓义，表达对社会和谐的向往。不管是秩序井然的春秋还是纷乱僭越的战国，到讲究“天人感应”的秦汉以及文化多彩的唐、宋、元、明、清时期，数理哲学中“阴阳合德”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一直未有间断。如东汉都城洛阳城的规模有文献记载：“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长方形”，九与六数字的运用，即是取其尊贵、合德之义。而外朝内寝、前朝后寝的制度中，殿用奇数，宫用偶数，东汉洛阳“三门六宫”、明清故宫的“三殿二宫” 均反映了阴阳合德的思想。

数理的礼乐作用使道家的数理哲学与儒家的伦理精神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兼收并蓄的主体精神。

3 数理的美学价值

数理的哲学内涵和礼乐精神在都城规划的运用中表现出巨大的美学价值，使中国古代都城在历史发展过程、群体布局、中轴线处理、纪念性建筑物设计等方面中显现出成熟的规划理性、深刻的象征寓义及独特的美学特征。

3.1 整体美价值

由于数的礼乐规制，使古代都城规划体系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布局的形制化，大都是方形归一、宫城居中、前朝后寝、轴线贯通，主从分明的布局模式，城市布局不是根据地形或是城市功能变化而变化，而是依据其等级在尺度上进行变化和差序，体现出始终如一的规划形制；其二是空间组织的高度程式化，严密的等级制度及阴阳合德的和乐精神，使古代都城规划中形成讲院落相套、轴线对称的建筑群体布局与空间组织模式。周王城、汉东都洛阳、汉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均反映了上面两大特点，使中国历代都城呈现出整体统一的美学特征。

3.2 秩序美价值

古代都城规划中，政治需要、礼制秩序是第一位的，而功能位于第二。因此建筑群体布局中，常常运用数的阳与阴，大与小的礼制法则为建筑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礼制规范，使都城建筑群体到单体、从建筑高度到平面宽度，从造型色彩到室内外的铺陈设置，都赋予了秩序感，形成具有规划理性、尊卑有序、具有韵律美的统一秩序。

北宋使用“材分制”为建筑设计的基本模数制度，材的高宽比为三比二，规定了模数的秩序。而“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规定了用材的秩序。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建筑，就用不同等级上的“材”，等级高的建筑，就选用断面大的“材”。在组群建筑规划布局中，先依据礼制选定主要殿堂的用材等级，以此为准，再依次确定前后左右殿堂，以及挟屋门廊的用材等级，一个规划严谨、等级分明、错落有致而和谐统一的建筑群体就规划出来了。整个建筑群的空间尺度也在这样的数的规律性变化中得到秩序上的严整规序与空间联系中的和谐统一。

清代《工部工程做法》虽分十一等，但基本原理仍从宋制，故宫建筑群就运用了这样的原理进行设计规划，是一个典型而伟大的实例。太和殿为宫殿建筑群的中心，皇帝上朝之所，甚至超越了九之阳数之极的规制，面阔采用十一间，深五开间运用的是最高等级的材，而保和殿则次之，面阔九间，深五间，中和殿及其他门、殿、阙、廊则依次类推，不仅满足殿堂位序的礼制要求，而且达到了秩序上的高度统一以及“大壮” 与“适形”相彰的艺术效果。

3.3 和谐美价值

“美在和谐，美在规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礼与乐是对立统一的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数的礼制表达反映为秩序美，那么对乐的追求则呈现为和谐美。古代都城规划中建筑群体布局讲究“有无相生” 的空间布局，以及阴阳合德的社会目标，并以数理哲学表达和谐美。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美学思想：

一是天地合谐之美。天南地北，乾南坤北，因此明清北京城南面有三门，而北方只有两门。明堂制度“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卦的象数，屋的圆经为二百一十六尺，与乾卦的策数相同，太庙太室平面方六丈，取老阴之数，室径九丈，取老阳之数。九个堂室、象九州大地，屋高八十一尺，取自古黄钟的九九之数，周边二十八根柱子象法二十八星宿，外围周长二十四丈模仿一年二十四节气。”④城市南三北二，明堂中九、六阴阳之数的运用及星象节气的象征均反映人们对人与大自然之间阴阳合德、天地和谐的追求。

二是阴阳平衡之美。古代都城建筑群体布局中，在其使用功能上也讲究阴阳组合，并以数理对应象征。北京故宫“三殿二宫”即反映了阴阳平衡，殿为皇帝向阳出治之处，为阳，取阳数“三”；宫为帝后向晦晏息之所，为阴，取阴数“二”，以反映阴阳合谐之意。

三为比例的和谐之美。西方以黄金比0.618来表达形式美最佳比例，而中国古代比例九六之制、九五之制不但与黄金比数值近似（6∶9＝0.677，5∶9＝0.556），而且还赋予其哲学礼制与阴阳合德之义。九五之比又反映了“至尊”、“大壮” 下的比例和谐。9：5的比例广泛运用在宫城建筑之中，如故宫后三殿宫院与前三殿下台基宽之比为9：5，太庙内重墙长宽比也为9：5。

古代都城正是在天与地、阴与阳及比例尺度等方面以数取象、以象喻理、以理成境，从而达到和谐有序、情理相融的艺术魅力。

3.4 中和美价值

数的阴阳五行观念不仅强调阴阳的对立，同时也强调阴阳的中和与互补。反映在古代都城规划中则表现为空间的虚实互补。“尚中正”是《周易》的观点之一，也是儒家学说的宗旨之一。所谓中和，见于《礼·乐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讲究互补、统一、中和。“中和” 被认为是处理政事的哲学思想和有效的方法，因而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莫大重视，《中庸》认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才能达到“中和”状态。城市中轴线作为城市构图轴线，统领城市各部分建筑群落与公共空间，最能体现都城的中和之美。而轴线上建筑数量的阴阳对比、空间尺度的转承起合、轴线长度的象征寓义又产生强烈的中和美的空间艺术效果。

明清北京城中轴线是都城规划中最成熟的一条中轴线。从外城南入永定门、正阳门、通过天安门、午门，太和门、前三殿、后二宫，穿过宫城，中轴线越过景山万春亭，直抵城北的钟鼓楼，长达15里，这一数字正好体现了“叁伍错综”之义。在这条中轴线上，门殿起伏跌宕，空间抑扬顿挫，经永定门箭楼、永定门、正阳门箭楼、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与太和门，布置九道门阙，作为宫城大朝之所的太和殿前的门襟，由正阳门以里，从大清门，经天安门、端门、午门，过太和门至太和殿，为五座门殿。这些门殿的数目，不全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时的规划家的精心处理，以将太和殿置于“九五之尊”的贵位。这重重门阙所造成的空间上的虚实相生、转承起合，突出九重宫阙的深远肃穆的气氛，显示封建帝王自诩为九重上天天子之尊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中央建筑群为三座不但托古“三朝之制”，而且寓“三生万物”、天地和谐、万物有序。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均有一个“和”字，而且中和殿处于中间，也是表达“中和”象征寓义。这条中轴线将北京城各部分空间组合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达到“乐而和”的艺术境界。

3.5 寓意美价值

也可称之为象征美。都城规划中常运用象征手法来设计纪念性建筑物，运用数的寓意象征瑞祥和泰，产生强烈的意境美学效果。

天坛的布局与个体设计应用数理象征主义手法达到了极高成就。天坛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祭天的场所，天坛内最重要的建筑物是祈年殿和圜丘坛。祈年殿的设计不仅以“天圆地方” 和“象征天象”来体现“天”的涵义，在数理上更是融汇贯通，运用天数和象征性数字表达与上天的对话：殿高九丈九，屋檐三层，裕谷坛三层，均用阳数，殿顶周长三十丈，象征一个月三十天，外层十二根柱子，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层十二根柱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等等，而且其兰色的屋顶也象征天。

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则严格使用“天数”。“九”是天数之极，表达最高等级的象征意义，所以这座天坛所有的石板、栏杆、望柱及台阶数目等都和九数有关。英人白榭尔（Beshell）这样叙说圜丘坛：“陛各九级，坛台成（层）径九丈，取九数。二成径十有五丈，取五数，三成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数。上成一九，二成为三五，三成为三七，以全一三五七九天数，且合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共成四十五丈，以符‘九五之义’”。⑤这“九五之义”象征至高无上的天帝，也就是人王的象征，此“九五”阳数，也符合《周易》所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瑞祥之兆。而坛台彻九重，九九八十一块，重阳又含黄钟数，台面墁砌九重石板，象征天有九重的传说。天坛这样处理，使“天”的概念在现实中具体化、形象化了，站在圜丘坛的天心石上，远望祈年殿、皇穹宇等建筑的兰色屋顶，使人感觉凭虚御空，仿佛置身于天庭之中，意境效果无与伦比。

3.6　礼乐美价值

在传统文化里，美是礼乐的统一。《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⑥由于数的多彩性、多义性，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又归于统一，产生丰富的艺术效果，并借用礼乐的阴阳关系及艺术力量，使古代都城空间呈现出秩序谨然，又活泼生动，兼具理性精神与浪漫情趣的礼乐合一的美学特征。如明清北京城故宫方整有序，圜丘坛圆和生动，中轴线气势磅薄，居民区均质细密，共同构成城市整体布局、空间丰富机巧而又和谐统一的礼乐篇章。

注释

① 程建军，中国古建筑与周易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24）．

② 同①（27）．

③ 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69）．

④ 同①（58）．

⑤ 艾定增，天坛发微，当代建筑文化与美学，顾孟潮等主编，天津建筑科学出版社，1989（88）．

⑥ 李先逵，中国建筑文化三大特色，建筑学报，2001－8（21）．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贺业矩．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2　贺业矩．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3　李先逵．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第五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4　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5　程建军．中国古建筑与周易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6　金其鑫．中国古代建筑尺寸设计研究．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7　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8　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李先逵，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建设部外事司。

卢涛，博士研究生，重庆大学B区建筑城规学院。